“高考生”杜伊的失败
文/剑剑飘红
一年一度的高考早已经结束了，分数也已经公布。在众多考生为着考了一个好成绩沾沾自喜、扬眉吐气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考生因为一时的发挥失常，正经历着人生的低谷和无边的黑暗。作为应试教育的最大标志，高考这几年早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无论多么激烈的言辞，所有批判仍然还是在教育范畴内展开，殊不知作为一项教育制度，高考的影响力其实早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教育范畴，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着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转。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综观整个社会，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无一例外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即使今天再光鲜的人物，曾几何时也不得不为了那点分数挑灯夜战、废寝忘食。“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可以想见，念叨着这样的语录进入社会后，他们早已经将应试教育的精髓浸淫到骨髓；“以成绩论英雄”作为应试教育的基本理念，已经成为他们认识事物的基本准则和唯一评判标准。从各式各样的职业资格认证到职称考试、公务员考试，无一例外地是高考制度在整个社会中的泛化和异化。

上面提到的这些，还都是应试教育对整个社会的显性毒害。更有甚者，应试教育作为一种隐性的症候潜伏在某个行业，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其毒害也就更大。我们钟爱的足球就属于隐性的受害者。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其根本的社会属性就是游戏，娱乐上其最主要的特性。但在应试教育的毒害之下，足球在中国早已经异化成为了“出线足球”、“政绩足球”。评判一支球队是否成功的标准，早已经不是能否给我们带来快乐、带来视觉和精神的享受，而是能否出线；具体到每一场比赛，就是能否取得胜利——至于球员精妙的球技、球队精彩的配合都已经不再重要。

于是，在这种被应试教育异化了的“出线足球”体制下，所有球队的主教练都成了另类“高考生”——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出线。就拿刚刚在南非8国邀请赛上刹羽而归的国奥队主教练杜伊来说吧。作为一名中国足球的“高考生”，杜伊肩负着带领中国国奥队在2008年奥运会这个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重任，从其上任伊始，人们便用“高考”的标准要求他——从亚运会到欧洲拉练，从土伦杯到南非邀请赛，无一例外都是出给杜伊的“高考模拟题”。面对亚运会这道“模拟题”，国奥队虽然止步8强，但杜伊表现出了很大的潜力，让大家看到了成绩上升的希望，人们都很满意；土伦杯上，杜伊捧回亚军，也交出了一分让人满意的答卷，人们都看到了2008年“高考”夺魁的希望，于是杜伊在人们的眼里已经约等于“神”；及至到了南非，人们对杜伊这个高智商的“高考生”已经信心暴棚，但此时杜伊却突然发挥失常，考了个零分，这怎么能让人接受——众多有识之士惊呼：状态如此不稳定，万一到了真正高考的时候怎么办？

以“出线足球”的标准来衡量，杜伊并不是一个合格的“高考生”。杜伊是一名崇尚进攻的教练，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强敌，国奥队都能始终以我为主、以攻为主。这种足球理念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得国奥多了一种血性的美：即使是输球，也总是带着一种悲壮的色彩。但相对于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出线足球”，杜伊的这种执教理念无疑不太适合。从土伦杯上面对强大的法国勇猛进攻最终1：3失利，到南非八国赛上面对博茨瓦纳比分落后仍然疯狂进攻最终创下0：4的耻辱，这些都不是功利主义足球所提倡的。

然而，作为“出线足球”的一名“高考生”并不合格的杜伊，却完全配得上是一名“素质教育”的“优等生”。从亚运会上在人数落后下同强悍的伊朗血战到底，到土伦杯上明知技不如人也依然坚持进攻到底并最终淘汰荷兰、葡萄牙，杜伊让一贯只注重比赛结果的中国人见识到了什么叫过程之美，让一贯只盯着比分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足球除了出线还有快乐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杜伊带给我们的这种体会，远比一次世界杯经历对中国足球更有裨益，这才是中国足球根本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