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龙鹤岗煤矿矿难让我对2004年年底发生在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的矿难记忆犹新。我曾经去过这个矿区，在山川里面，矿区很大。巨大的矿区早已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小城区，煤矿的生活区看起来像一个小县城，楼房鳞次栉比，电影院、饭店、娱乐场所、商场一应俱全。我在那里看过一场电影，还在台球室打过台球。在那里，你感觉生活还挺祥和的，不像一个会发生特大煤矿灾难的矿区。而围绕城区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煤渣山，高的有几百米，堪比大山丘。这些突兀于周围的煤渣山时时在提醒每个来者——这里是个大型产煤区。所以，陈家山出矿难，让我无比震惊，一方面对这个地方印象不错，感觉不可能出这么大的事，还有，我生长在农村，老家和周围方圆的村子里很多人都在煤矿下煤窑，我对他们的情况比较熟悉，每次煤矿出事我都会关注有没有我认识的人遇到不测，主要的是，在这次的矿难的死难者中，有我姨妈丈夫家的两个亲戚。

 

    陕西陈家山矿难和现在的鹤岗矿难都发生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都发生在国有煤企，都是开采多年的国有大矿。2004年陈家山煤矿让166人长眠地下，惨状震惊四方乃至世界。如今在矿区，已经建立起了矿难纪念碑警示后人。这些死难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农村来得壮年劳力，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走了，不少家庭倒塌了，一切陷入冰霜。这166人中就有两个是我姨妈（我母亲的妹妹）丈夫家的亲戚，死的是弟兄两个。两人的突然死亡，不但给那个家里留下两个寡妇，还有年幼的孩子，以及年迈的双亲。那两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人当时昏死过去，现在不知他们是否还在挺着……

 

     前年，西安的妹夫打来电话，说他有个舅舅在山西一家煤矿挖煤，被一块原煤给砸得稀巴烂。他的那个舅舅的全家都生活在矿区，男的下煤窑，女的在矿区打点零工，孩子也在矿区。他的舅舅被砸死后，矿主就“失踪了”，剩下的事情由手下处理。矿主给出的条件是丧葬费包括补偿——7000元。并放话，行就行不行拉倒，家里人爱上哪告就告去。妹夫打电话给我，看我能不能想点办法，最起码多争取点补偿。我把此事告诉给山西那边的媒体同行，再反映给当地管理部门，让妹夫舅舅家人直接去上访，可是问题没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个矿有专门的打手当道，外人根本插翅难进，更别说找到矿主本人。后来妹夫舅舅家人集体从陕西奔山西，找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这才有了眉目。矿主最后被“逼”露面，后来听说双方“达成”协议，矿主赔偿3万元。一个人命就这么贱！至于那个矿主是否受到惩罚，背后的是否有保护伞至今不得而知。后来据下过煤窑的讲，那里的大小煤窑太多了，经常有死亡事故出现，平常一个矿难死两三个到五个的根本算不上什么矿难，也往往不上报，家属闹得凶点就用小钱打发，要么来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让家属无从下手。有很多下煤窑的农民工，出门在外，家里人只知道在煤矿，根本就不知道在哪个煤矿，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有很多煤窑工死了几年了，家里人还蒙在鼓里，不知道顶梁柱去哪里了。这是目前煤矿工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一出门打工，具体位置和具体情况和家里断了线。有不少矿工没有签合同等等意识，一去有活干就下煤窑了，也不给家人或者亲人常常联系通报具体情况和位置，而一些煤矿也不管来者是否适合下煤窑，也不给新来者进行专业培训，就匆匆让他们下去挖煤了，为了争取更大的效益，煤矿把一些环节省略了！这样就为以后出现突发情况埋下悲剧伏笔，也成了黑心矿主草菅人命的机会，并为悲剧发生后的破案带来麻烦！所以，煤矿用工存在的安全漏洞相当严重。监管部门经常不清楚一个煤矿（尤其是那些小煤窑）到底有多少工人，身份和来源在何处。对他们的身份登记和监控疏于管理。矿难发生后，有名有姓有统计的矿难死者还算幸运，起码死了还有人收尸甚至悼念，还能争取到赔偿，那些没名没姓被草菅了的，被瞒报的，被小煤窑就地掩埋了的失踪煤矿工到底有多少，谁统计过？同样的死难者，可死得也天壤之别！

 

     煤矿矿难太多了，都看得麻木了。每一次的惊世矿难都引起高度关注和警示，都有人信誓旦旦要消灭矿难，都有紧急会议和严厉措施出台，可矿难依旧发生，生命依旧陨落。似乎，中国煤矿的矿难成了一个不可医治的顽疾。办法想了一个又一个，会议考了一个又一个，誓言也一个接着一个，官员也被换了一个又一个，可怎么着，问题涛声依旧，矿难依旧严峻。真没治了？

 

    看到一个网友的看似“荒诞”而无奈的言论：医治煤矿难其实很简单，方法有二：1，把相关管理者和矿主们的办公室搬到井下办公，问题肯定解决；2，死一个人赔偿2000万元，相关利益者和矿主罚到倾家荡产，问题肯定解决！

    其实顽疾当用猛药，得用非常规手段医治，煤矿矿难难以根除的根源媒体和官方给出的结论已经够具体了，大家也知道问题症结所在，现在就少一个“良方”和执行这个“良方”的措施！

    还有，看看下面的文章，看看美国如何治理矿难，我们真该下猛药了！

 

 

 

   
转发网络新闻：

 

就在此次特大矿难发生的两天前，即2月20日，山西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作为2009年安全生产的“开篇之作”，此次安全生产会“规格”很高。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君主持并作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申联彬，省委常委、副省长李小鹏，副省长陈川平、张平、刘维佳，全部出席会议。山西7位副省长，仅牛仁亮和张建欣因有其他重要政务活动未出席。

      “宁听骂声，不听哭声”，这句话让很多人看到了省长王君的决心。在会上，他两次提到这句话，并解释其中含义：“谁愿意被别人骂？我们已经哭不起了！在这个位置上就没有退路，就算挨骂，也必须履行职责。”

谁料想，高“规格”的安全会议刚刚落幕，省长言犹在耳，一场特大矿难就不期而至！难怪在5个月前，这位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接替因矿难之故黯然离职的前任山西省长孟学农时，就有媒体发出了善意的疑问：如果没有从根本上遏制矿难频发的法律和制度做保障，“安监省长”又能走多远呢？

      事实上，不独山西，整个中国矿井安全形势的严峻是国人都有目共睹的。据报载，仅仅在2005年，就有大约6000名矿工丧命，这一数字是同年美国煤矿矿工死亡人数的150倍。由此向前追溯，2004年中国共有5286名煤矿工人死于事故。从2001到2004年，中国共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188起，平均每4到7天一起。2001到2006年中，最突出的纪录是2003年。这一年全世界煤矿事故死亡总人数是8000人，中国内地就占将近80％，死亡6434人。考虑到地方官员经常谎报事故伤亡人数，真正的死亡人数极有可能比见报的更多。

      最近几年，中国矿井安全生产状况已开始有所好转。尤其是2008年，在煤炭产量增加约2亿吨情况下，死亡人数下降1192人，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2007年的1．485下降到1．182，同比下降20．4％。

即便如此，与全球煤矿安全生产水平领先的国家如美国比，依然不容乐观。作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采煤大国，2002年—2004年，美国产煤分别为9．94亿吨、9．73亿吨、10．1亿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分别为27人、30人、28人。近年来每百万吨煤死亡率一直在0．03％以下。

      中国矿难频发的原因所在多多，但国人印象殊深的关键一点是：监守自盗、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据媒体报道，在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与煤矿矿主有共同利益。矿主通常以重金或厚礼买通负责安全检查的地方政府官员；而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官员（甚至有些负责安监的官员）竟然在非法煤矿上持有股份。这些都最终导致煤矿安全设备的改善受到严重阻碍，因为矿主急于在短期内获取最大利润，而地方官员也为了自己的利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尤其是安监官员）成了漠视安全的非法煤矿的“保护伞”。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就曾痛心地斥责：“矿难的背后是官僚腐败！”

      何以根治中国层出不穷的矿难？域外的经验也许对我们不无裨益。同样以美国为例，其在煤矿安全方面积累的经验是：立法先行；矿山安全监督独立；矿工举报，维护自身安全；严厉处罚，高额赔偿；重视安全培训；政府资金支持；先进的矿山救护体系。美国矿业协会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大因素：执法、培训与技术支持。美国矿业安全与卫生局则将这三个因素概括为“成功三角”。

      对中国而言，要做到“成功三角”中的“两角”——培训与技术支持，料非难事。即以技术支持而言，中国如今连“神七”都能送上太空，集中必要的科研力量攻克安全生产课题并非难事。何况，即便不能攻克，需从国外引进，也是可以办到的。一则因为安全生产技术并非核心军事机密，引进时不会遇到太多“贸易壁垒”；二则因为中国如今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完全有资金实力购买国外成熟、先进的安全生产技术。把钱花在保障虽则贫穷但同样金贵的矿工生命上，相信绝大多数国人是拍手赞成的。

      对中国而言，最难的、最为关键的是“成功三角”中的“第一角”——执法。中国这些年关于安全生产的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不可谓匮乏，也不能说毫无成效，然于遏止频发的矿难终究“法力”有限。究其原因，在于贯穿整个立法、执法、司法领域的同一个特点——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无自下而上的制约。

 

      从中央到地方，狠抓安全生产的调子不可谓不高，相关举措的力度不可谓不大，针对官员的“问责制”也不能说都流于形式，然而效果终究难如人意。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纵使各级领导的精力再充沛，智慧再超群，眼光再敏锐，也不能对960万平方公里的任何一个旮旮旯旯都烛照幽微、明察秋毫；而只有将自上而下的指示、监督与13亿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让13亿群众（尤其是作为利益相关者的矿工）都能有切实的立法参与权、执法监督权，让13亿双监督的眼睛都能睁大起来，则一切有碍安全的隐患、一切制造安全灾难的不法行为终将无所遁形。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崔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