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的话

时下，国内掀起了一股读经热、国学热，这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件好事。但是，由于这场运动缺乏权威和领导，基本上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局面，再加上人们素质参差不齐，难免夹杂一些不和谐音符，对如何学习国学、读经、修身存在很多误解，在实践过程中难免偏离正轨。说实话，要更好地研习传统文化，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些古代教书育人的内容与方法，对古人的教育思想有个大体把握。俗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思想指导，再去学习就不会如没头苍蝇一样乱撞了。因此，从今天开始，鄙人不揣简陋，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传统蒙学，希望能以此还原历史，对诸位有所启迪。

古人一上学就读四书五经吗？——中国传统蒙学琐谈之一

家长教育孩子读经、学国学，目的是为了提高孩子对传统文化的了解，陶冶孩子的道德情操，这本没什么错，但问题是有些家长过于急躁，大干快上，对孩子的督促教导有些过于超前了。比如，有些家长的孩子才几岁，刚刚接触国学，就开始读四书五经，甚至拿号称“中华第一经”的《周易》打头阵，说“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难不难的”，着实让人啼笑皆非。当然，家长们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与当前国内教育大背景不无关系。职场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大，再加上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家长们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巨额资金，希望孩子一定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过犹不及，过度超前教育对孩子是不利的，现代教育是反对这种做法的，教育要尊重儿童的特点和成长规律，要顺其自然，不能人为拔苗助长。其实，考诸于史籍，古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古代的私塾教育，按照学生的年龄和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元代学者许衡在《小学大义》中说：“古者民生八岁，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自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学大学所以分也。当其幼时．若不先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及其年长，若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也。”古代教育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因此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道德情操，成就圣贤人格。按照儿童认知的特点，十四五岁之前，以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主，所以要学习和遵守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从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和体悟，通过“先入为主”的方法，用儒家的三纲五常占领孩子的头脑，为以后进一步修养心性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大学阶段，则开始于十五六岁，这一时期儿童的思维逐渐发展出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够对道德伦理及礼制所包蕴之理进行深入探究，并可将内心之仁不断推广扩充，以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所以这一时期的学习以经学为主。因此，小学阶段的学习以启蒙为主，而大学阶段的学习则以授经为主，由此塾师也大致分为两种，即“蒙师”与“经师”。当然，在现实社会中，塾师往往身兼经、蒙二师的职责，“经、蒙俱授”，只不过在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时，教学内容有所侧重。

对于小学、大学之别，古人论述颇多。宋代吕大临说：“古之学者，有小学，有大学。小学之教，艺也、行也；大学之道，道也、德也。礼乐射御术数，艺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知至于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国家，道也。古之教者，学不躐等，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自学者言之，不至于大学所止则不进；自成德者言之，不尽乎小学之事则不成。”朱熹也说：“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小学阶段学的是行、事，大学阶段学的是道、理，小学属于形而下，大学属于形而上。可见，古人并不是一上学就开始读经，而是有一个过渡阶段，即由最初的童蒙须知、学则以及道德格言、名人嘉言善行的学习，再接触四书，最后正式进入五经的学习。

儿童一上学，首先就要学习一些须知、学则，用以收束孩子的身心，养成良好的习惯，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其他教学活动。比如《弟子职》，为《管子》中的一篇，以四字为句，适于记忆朗诵，在古代一直备受重视。再如朱熹制定的《童蒙须知》，对日常的坐卧起居、洒扫应对都有严格的规定。“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须知》内容浅显明了、易于操作，符合儿童认知发展和道德形成的规律。

当然，这些须知、学则还是比较简单、粗陋的，要系统的学习，还应该有更充实的教材。朱熹曾命弟子于儒家经书中搜集整理重要的论述和名人道德言行，编为《小学》一书，这部书被后世当作蒙学教材，影响极大，注释者就有几百家。《小学》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嘉言》、《善行》。《小学》一书“既是儒典，又是蒙书，既被用于学童作为儒学入门书，又被许多成年人看作存心养性的性理学修养书。同时，它还具有很强的礼书性质”（《朱子全书》第13册《小学》点校说明），当然，从根本上说，它“言易晓，事易行，于人道无所不备”，是一部让儿童学习儒家伦常的理想蒙学读本。《小学》在古代蒙学中的地位，得到了后世很多学者的肯定。如明代学者陈选说：“圣人之道，人伦而已矣，学之必自《小学》始。子朱子《小学》一书，其教在于明伦，其要在于敬身，盖作圣之基也。”朱元璋曾下令亲王、驸马、太学生咸讲读之，雍正亲自为《小学集注》撰序，可见古代帝王对《小学》一书的重视。

把《小学》一书弄熟之后，下一步就可以学习四书了。四书乃是朱熹最早编订的，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论》、《孟》最初只是子学，后来虽被列入十三经，但地位与五经还是不同的。宋代以后的学者，都非常重视四书，认为儒家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书中，而五经只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来源和体现。宋代以后，儒学由今古文经学一变而为义理之学，儒家思想逐渐理论化、系统化，走向一条形而上学之路，目的是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提供超越的理论根据。《论》、《孟》都属于语录体著作，相对浅显易懂，而《学》、《庸》又比较短小，所以四书成了进一步学习儒家经书的基础。此外，还可以读宋代以后理学家的著作，比如《近思录》等。《近思录》为吕祖谦、朱熹编订，摘录了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著作，是学习儒家思想的指导用书。有了这些作为铺垫，等到十五六岁后，就可以进入五经的学习。

由蒙学而经学的顺序，古人有很多论述。如明代学者施璜说：“《五经》以《四书》为阶梯，读《四书》无入处，不可以言《五经》。《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读《近思录》无入处，不可以言《四书》。《近思录》以《小学》为阶梯，读《小学》无入处，不可以言《近思录》也。故欲升入《五经》之堂室，必由《四书》阶梯而上，欲升入《四书》之堂室，必由《近思》阶梯而上，欲升入《近思》之堂室，必由《小学》阶梯而上。”一般来讲，古人研读儒书、修养心性，先从《孝经》、《小学》开始，然后四书、《近思录》等，最后才是五经。而打乱这个次序，会给儿童的学习带来不良影响。如清代佚名《变通小学义塾章程》中指出，近世一些蒙师开蒙即训《学》、《庸》，对于陶冶德行的诗歌韵文等蒙学教材不屑一顾，而四书又过于艰深，不利于儿童的道德修身。“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始入大学，今呼七八岁童蒙，而训之以大人之学，—步登天，自问亦应失笑。”因此，“务须于子弟入塾开蒙第一年，专做小学工夫，专训小学各种书本，讲说启蒙日记故事，以期先入为主，以端蒙养之基，此意先儒已多有言之者。其四子书，总须在第二三年训读”。对于儒家义理的灌输，必须着眼于儿童的身心特点，量资循序，不能躐等。

总之，在童蒙时期，传统蒙学注重从“眼前事”开始，遵循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规律，督导儿童学习和实践儒家伦常。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式，通过名人言行、榜样示范等陶冶孩子的情操。然后再进行儒家典籍的学习，将以往的感性材料升华为理性认识，进而对儒家的内圣之学有一个系统的、超越的把握，以引导学生追求至善的人格境界。

由此看来，今天有些家长读经伊始，就让孩子学习《周易》之类，显然是操之过急了。不过，直接下手四书，也未见得有多高明，因为四书对几岁的孩子尤其是今天的孩子来说，也是太过艰深了。既然我们要培养孩子的道德情操，莫不如先从“眼前事”做起，从洒扫应对、待人接物做起，在小事上磨练，再辅之以读书，多看点适合孩子并能陶冶情操的优秀书籍，一样可以“殊途而同归”。此外，平时读一些古文古诗、历史故事，熟悉一下古代的语言和历史，培养文化底蕴，然后再进入经学、国学之类的学习，效果可能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