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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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历史经验，重视保存历史资料。相传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史官，以后的历朝历代都设置史官，他们大都终身世袭，所以能够将大量的史实记载下来，将丰富的史料积累起来。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春秋”是我国最早的史书。“春秋”在古代原是史书的一种通称。“春秋”作为史书的名称，最先为夏、商、周三代史官记载历史所用。据《孟子·离娄篇》，古代史书，在晋国称为《乘》、在楚国称为《祷杌》、在鲁国称为《春秋》。而实际上，当时以“春秋”命名史书的，并不限于鲁国。清人洪颐煊辑《汲冢琐语》中，著录了记载商太丁时史实的《夏殷春秋》；《墨子·明鬼篇》中也引录过当时流传的《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刘知几《史通·六家》载：“《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音：xi)习于春秋，悼公使传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杌，而鲁谓之春秋，春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汉书·艺文志》上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可见“春秋”本是一种通名。
记史为何称之为《春秋》？据我查证，大概有六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于夏，秋先于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杜预《春秋序》）
第二种说法：在一年之中，有时是夜长昼短，有时是夜短昼长，但是在春分与秋分时，日与夜是平均的，同是一样的长短，没有差别。
因而史书取“春秋”为名，表示作史必须以“持平”为准则。(摘自南怀瑾《论语别裁》)
第三种说法：春秋之名“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贾逵，引自杜预《春秋序》）
第四种说法：“春秋书人事，卒岁而究备，春秋温凉中，象政和也，故举以为名也。”（刘熙《释名·卷三·释典艺》）
第五种说法：“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引自《论衡校释·卷第二十八·正说篇》）这是解释孔子修订的《春秋》之名的由来。
第六种说法：商代和西周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而无冬、夏，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
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春秋命名。（引自http://www.iayou.com/Controller/HisPage.php?HISID=95&source=jloveroom）
上述六种说法中，人们较为认可的是第一种说法。
孔子之前，各国春秋，只载其事而无其义，孔子因取鲁国春秋而修订，就鲁史上已发生之事件，明其是非，辨其邪正，别其善恶，寓其褒贬，从此以后，“春秋”一名，为孔子所修之鲁国春秋所专。战国后，一直到清代，由于受到孔子的影响，也是为了继承传统，许多人著书记史沿用了“春秋”一名，如：《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楚汉春秋》、《吴越春秋》、《九州春秋》、《汉晋春秋》、《十国春秋》、《十六国春秋》等。当然，有些书已超出了史的范畴。
孔子修订的《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它是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的史书。如果说，《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是横的叙述历史，那么，《春秋》、《资治通鉴》这类的编年体史书，就是纵的叙述历史。
《春秋》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242年的历史。《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
根据徐彦《公羊传疏》记载，孔子修订《春秋》时，曾让子夏去搜求当时各国的典籍，“得百二十国宝书”。同时，孔子修订《春秋》的原则是“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全书虽以鲁国12君依次编年，实际上广泛载录了当时各国的情况。今天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春秋》是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后人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春秋”，说明了它在我国古代史学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孔子修订《春秋》时已68岁了，其时是其周游列国14年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孔子周游列国，无功而返，“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关于孔子修订《春秋》的意图，孟子认为：“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为此《春秋》中除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外只有灾异的记录。在孔子眼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的只是灾异，这“灾异”正是它向世人发出的谴告。
孔子作《春秋》极为认真，字斟句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春秋》的文字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容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记清楚。所以，后世的学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春秋》本身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这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它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开辟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作《春秋》，一方面明善恶，寓褒贬，将褒贬寓于叙事之中；另一方面对尊者、亲者、贤者隐恶扬善，这种方法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正如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
比如，周天子之号令久已不行于诸侯，而春秋每年仍书“春，王正月”。
比如，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冬践土之会，本是晋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却记为“天子狩于河阳”。子贡问于孔子曰：“晋文公实召天子而使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阳，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亦书其率诸侯事天子而已。”（《孔子家语·子贡问》）所谓“狩”，即冬季狩猎。其实当时周天子根本不是去狩猎，而是去参加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召集的诸侯会盟。本来按照周朝的制度，各诸侯国每年都必须到国都朝觐周天子并进贡各地方物，但到了春秋末年，王室衰微，周天子根本不被各诸侯放在眼里，反而要去参加诸侯的会盟。孔子对于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是不满的，他不愿意接受周天子名存实亡的事实，所以用一个“狩”字为周天子加以隐讳。通过一个“狩”字，也表达了作者的政治理念，认为天子去见诸侯是不合礼制的。
比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据《春秋公羊传》解释：克之者何？杀之也。(“克”是什么意思？杀了他的意思。)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杀”就是“杀”，为什么要说是“克”？是为了突显郑伯的罪恶。)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为什么要突显郑伯的罪恶？母亲想立弟弟为王，身为哥哥的自己却杀了弟弟，那当初就不该纵容他，让他犯罪而死。)段者何？郑伯之弟也。(“段”是谁？郑伯的弟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为什么不说是弟弟，而要称“段”？因为他权力太大，几乎有王的地位了。)其地何？当国也。(那为什么要记录他被杀的地名？因为他几乎是个王，所以要记下来。)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当初齐国人杀了权臣“无知”，为什么又不需记录地名？因为他在国内被杀的。)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人在国内，虽然以不法手段掌握大权，被杀后并不需记录地名；如果不是因为不法手段取得权位而被杀，虽然人在国外，也不用记录地名。)
孔子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是迫于当时的现实政治的压力，无法自由抒发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是由于他赋予史书维护传统礼法秩序的责任。
后人评价春秋笔法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故而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春秋》一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对社会现实的评价，形成了对“乱臣贼子”的一种文化威慑。
对于孔子的春秋笔法，左丘明最先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因而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在《春秋左传集解》中系统、具体解说了“春秋笔法”：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是也。”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志，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日及之类是也。”
“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借许田之类是也。”
“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仁，欲盖而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孔子作《春秋》，自知是越礼行为，因为“《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而，其首创的春秋大义，已成为中国史学的精神所在。正如蒋庆所言：“由于中国史学出于儒学（经学），中国的史学就不只是记载历史事实，而是在记载历史事实中通过褒贬进退的史书笔法来对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是非善恶的评判与成败得失的记录，从而将事实评判与道德评判综合起来，对历史进行事实评判与道德评判，为后世的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提供事实上与道德上的经验教训。这就是陈寅恪总结的中国史学的精神是‘明史实，供借鉴’，而不只是所谓发现历史的真实。”（蒋庆《以中国解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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