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塑造阶段的过程主义写作（五）

——当代中国女性诗歌转型的真相

白鸦

    五、过程主义女性写作：意识遗产的继承与升华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约有四种主要的意识遗产，在当前的过程主义女性诗歌写作中得以继承、演变和升华：一是性别抗争意识，二是焦虑意识，三是性意识，四是死亡意识。其中，性别抗争意识的演变，在上文的“性别立场的转变”中已经讲清楚，不再赘述。

    至于焦虑意识，是变革时代的人们所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毫无疑问也被当前的女性诗歌写作所继承。在以前的自我发现阶段，女性诗歌作品中的焦虑意识随处可见，如今到了自我塑造阶段也是一样，只是有了一些演变。焦虑意识是如何演变的呢？可以大致这样去理解：在自我发现阶段，焦虑意识的核心来自女诗人自己身心的更多一些，主要是建构带来的焦虑。到了自我塑造阶段，焦虑意识的核心来自外部社会环境的更多一些，主要是解构带来的焦虑。

    焦虑意识作为当前诗歌写作中非常普遍的意识，本文不做深入探讨，仅从女性诗歌文本中略举一例。紫穗穗的《出口》：“撞，撞不到出口/你啊，有时候旗帜鲜明，面色红润/这些年，温柔，说谎/偶尔脾气不好/对着干净的天空/喊，骂，吐一口痰/这么多垃圾啊，彩色的，在你眼前/这么多感冒的/花，撒娇的腰肢，呼吸/说，说不出来/嘴在抵抗，水，多年的沉默之物/它们在变质，像你的快乐/像你的，干净的/死法，不能说，不能说吗/这么多年，词语越来越肥胖/我的嘴唇，越来越厚/来吧，宝贝帮我/动一下，再动一下，我决不/喊疼，只用一小块身体/点一把火/帮帮我，说，说，说出口……”。这首诗，显然充满一种焦虑意识，既有来自女诗人自己身心的一面，又有来自外部社会环境的一面。诗人在营造某种紧迫表达的同时，通过消解的手段，表现了人性中隐蔽的光辉，具有消极的美、忧伤的信心，让人想起英国那位“紧迫的狄兰”。

    以下，重点分析性意识与死亡意识的继承、演变和升华。

    首先要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在以前的自我发现阶段，中国女性诗歌写作中的死亡意识与性意识几乎是融为一体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女诗人“自我发现”的需要。那时候的女性诗歌非常注重身体体验，这就必然包括了性意识的觉醒。性意识在女性诗歌写作中代表“生”，与之相对应，那时候代表“死”的死亡意识，其核心是“身体之死”。女性诗歌写作的自我发现，关键就是用代表“生”的性意识去对抗“身体之死”。二是受到西方现代诗潮特别是美国自白派的深度影响。在美国自白派女诗人的作品中，死亡意识与性意识几乎就是融为一体的。比如唐亚平的诗，几乎就是塞克斯顿、普拉斯的翻版，只是一个用汉语写，一个用英语写。当然，如果没有唐亚平等女诗人当初的翻版，也就没有今天过程主义女诗人们的演变与升华，她的作用不可否定。

    明白了上述事实，你也许要问：难到在当前的过程主义女性诗歌写作中，死亡意识与性意识已经开始分离了？是的，但又不是的。因为有生就有死，这两者是不可能分离的，但却会演变和升华。究竟是怎样升华的呢？

    进入自我塑造阶段之后，女性诗歌写作为了实现对“自我塑造”的追求，死亡意识首先发生了演变和升华，即由“身体之死”升华为“浪漫之死”。相应地，性意识也随之升华，过程主义女性写作中的性意识作为“生”，已不仅与“身体之死”相对，而是与“浪漫之死”相对。换句话说就是：性意识在过程主义女诗人的主体那里，已由“身体的出发点”升华为“生存的出发点”。由此，性意识与死亡意识，这一对分不开的生死意识，在当前的过程主义女性诗歌写作中得以全面升华。

    先将这一对分不开的生死意识结合起来，去考察几个过程主义女性诗歌文本：

    沈利的诗《婴儿》，第一句就把爱人比喻成“你是我生下的婴儿”，直接将浪漫与爱情这种过程主义女诗人的体验元素作为“生”来表达，其实质，就是直接表达了一个过程主义者对“爱情浪漫之死”的对抗，同时，这也是一个过程主义女诗人由“性别对抗”走向“母性再识”的体现。通过爱人的“生”来抗拒“爱情浪漫之死”，沈利的过程主义表达是淡定而深情的：“树下，牧童手指夜色中的莲花/以及你人间的草棚/我未曾游历的国家”。

    海烟的诗《我憎恨我的孤独》也是一样。诗人所憎恨的孤独，即是“浪漫之死”的前兆，孤独是与生俱来的，“像穷人憎恨穷一样”难以摆脱。诗的最后，海烟这样写到死：“我的翅翼却已经死去”，显然，死去的翅翼已不代表身体，而是代表浪漫与过程。在《像情人一样接近你》那首诗中，海烟也写到了死：“亲爱的，从现在开始/让我像接近情人一样接近你/赶在时光把你化为灰烬以前”。诗人在这里所写到的，已经不仅仅是“死”了，而是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对“死”的对抗方式——过程主义的爱情姿态——像情人一样接近你。

    接下来，以性意识为核心，去考察几个过程主义女性诗歌文本：

    性意识的升华，以紫穗穗的诗最具有代表性。例如她的《低估》：“人工流产低估了小女人/淫荡低估了子宫/一路瞎跑的精子低估了强奸//请用我的身体/低估二十三种活法/请把我带进天堂中心的舞台/我为你跳/脱衣舞//我不是女人/我是温和的英雄低估了/整整一个/作秀的时代/和长生不老”。这首诗，究竟在说女性低估了什么呢？其实质就是：对浪漫之死的漠视，对身体之死的偏执，都是女性对生命本真的低估。

    再看紫穗穗的这首《声声慢》：“你说这种款式的身体/像海绵/挤，挤，挤干了还能继续/爱啊，爱//你说，嘘，声音别太大/隔墙有耳，要偷/就偷的/像个小淑女//现在你开始/咬牙切齿了吧/一声/比一声/慢下来了吧//开始虚脱了/吧，干干的，软软的/怎么了宝贝/我们不老不少的/生活/怎么老是抛锚”。诗人所谓的“偷”，她究竟要偷什么呢？诗人所谓的“抛锚”，究竟是什么抛锚了呢？其实是指同一样东西——超越身体的浪漫——过程主义女诗人的“生”。这是典型的性意识的升华。

    再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当年伊蕾的名作《独身女人的卧室》。这首诗，每一节的最后都是一句“你不来与我同居”，这正是一个女诗人在自我发现阶段对“生”的呼唤。这首诗的每一节，诗人都以大量的笔墨，对自我进行了深度的再认识，包括“我把自画像挂在低矮的墙壁 /每日朝见这唯一偶像”。这种再认识的结果是什么呢？只能是这样的：“噢！这个世界已不是我的/我好像出生了一个世纪/面容腐朽，脚上也长了皱纹/独身女人没有好名声/只是因为她不再年轻”，诗人甚至感叹“人是否可以自救或者互救”。

    但是到了《独身女人的卧室》结尾，伊蕾却写道：“我怀着绝望的希望夜夜等你 /你来了会发生世界大战吗/你来了黄河会决口吗/你来了会有坏天气吗 /你来了会影响收麦子吗/面对所恨的一切我无能为力 /我最恨的是我自己/你不来与我同居”。写到这里，诗歌中已经透出了“生”的气息，但处于自我发现阶段的女诗人，她所渴望的“生”大约只能是“面对所恨的一切我无能为力/我最恨的是我自己”。这似乎是伊蕾留下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今天的自我塑造阶段的过程主义女性写作中，才真正得以抒发和展开。

    也就是说，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所流露的是自我发现阶段的性意识，紫穗穗的上述两首诗所流露的是自我塑造阶段的性意识。两种性意识的不同内涵在于：前者的性意识作为“生”所对应的主要是身体之死，后者的性意识作为“生”所对应的主要是浪漫之死。

    再以死亡意识为核心，去考察几个过程主义女性诗歌文本：

    相对而言，死亡意识的演变，比性意识的演变要复杂一些。早期唐亚平的《黑色沙漠》是大家熟悉的名作，这正是一个女诗人在自我发现阶段对死亡意识的深度表达。现如今，进入自我塑造阶段的过程主义女性诗歌，又出现了巫小茶的《日月祭》、雷子的《出埃及记》、胭痕的《五月乐章》、夭夭的《坠落的十九个场景》等文本，这些文本都含有演变中的死亡意识。当然，这些长诗文本未必都写得很成功，我只是引为例子，来说明女性诗歌中死亡意识的演变。而且，这些文本各有特质，不可一概而论，只谈死亡意识是不能解读到位的，我只是引为例子，所以只谈其中的死亡意识。

    比较上述几种文本不难觉察到，进入自我塑造阶段的过程主义女诗人，已经从唐亚平的“黑暗情结”走向更新的情境，有的走向了宗教情结，有的走向末日情结，有的走向与传统文化元素结合的异质抒情。所有这些走向的转变，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死亡意识中出现了“生机”。正是因为“生机”的出现，巫小茶才会在充满死亡意识的长诗《日月祭》中写出这样的诗句：“他交换我/我交换他/我们正在偷天换日/翻云覆雨/永垂不朽”。死亡意识与性意识，就像是一呼一吸，死亡意识中出现的生机，可以看作是性意识演变之后的再现。

    “生”的气息，在唐亚平的《黑色沙漠》中一点都没有得到表现吗？当然不是。首先，身体之死在《黑色沙漠》中得以深度表现，诸如“我的灵魂将化为烟云/让我的尸体百依百顺”。但在《黑色睡裙》那一节中，唐亚平又写道：“下雨的夜晚最有意味/约一个男人来吹牛”。其实写到这里，这部作品中已经透出了“生”的气息，但处于自我发现阶段的女诗人，唐亚平所渴望的“生”大约只能是“以学者的冷漠讲述老处女的故事/在我们之间上帝开始潜逃”。只是到了《黑色沙漠》的结尾，她才写道：“在夜晚吹牛有种浑然的效果/在讲故事的时候/夜色越浓越好/雨越下越大越好”。这似乎就是唐亚平留下的期望了，这种期望，在今天的自我塑造阶段的过程主义女性写作中，才真正得以抒发和展开。

    例如巫小茶在《日月祭》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亲爱的。公牛追逐的红肚兜上/绣着茉莉。人们在循环里套死、恶化的时候/我们做着最快乐的追逐/可笑、幼稚，像不谙世事的婴孩/原始的冲动/让所有的恨一笔勾销/让所有的死都向往生/在海上朝拜的人们眼中盈满泪水/他们的或悲或喜充满真诚/谈论安徒生的美人鱼，询问鱼群是否安居乐业/来吧！世人！请不顾一切为我/唱起葬歌：/‘海上升起你，月的骨灰瓮。/为此，我们悼念海、海妖和美人鱼/忘了你’”。这就是对死亡意识中的“生机”的抒发和展开。

    也就是说，唐亚平的《黑色沙漠》表现了女诗人自我发现阶段的死亡意识，巫小茶、雷子、胭痕、夭夭等诗人的上述文本表现了女诗人自我塑造阶段的死亡意识。两种死亡意识的不同内涵在于：前者的内涵偏重于身体之死，身体之死不可挽回，徒留感叹；后者的内涵偏重于浪漫之死，浪漫之死有待复苏，生机潜伏。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知道：由于中国女性写作已经完成了自我发现，进入了自我塑造阶段，各种意识遗产才有了上述的升华。正是因为意识遗产的升华，过程主义氛围下的女诗人写作，自然而然就能够从八十年代身体写作的惯性泥潭里自拔。随手举出一例：在沈利的诗《作品诞生的过程》中，从手术床“拐进走廊/像拐进一百条长街”开始，到“我躺在那里/如同被削掉的果皮”结束，这是一个生命光临人世的全部过程，也是“生”与“死”的对抗过程，面对生与死这种最深切的过程体验，沈利给出了非常淡定的表达，诗歌也因为这淡定而有力，这就是一个过程主义者的身体表达，已经完全从八十年代身体写作的惯性中走了出来。

    但时至今日，在新一代女诗人的文本中，仍然存在一些没有节制的身体写作。可以说，女性诗歌写作在完成了自我发现之后，没有节制的身体写作对女诗人而言不过是无病呻吟的体验而已，对所谓的诗论家而言不过是盲人贩卖旧货的吆喝罢了，这属于典型的惯性写作，已经很容易辨别，也不值得列举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