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事關春秋之義的爭論:宋高宗主孝養、胡安國主天子大居正,張浚主大一統
(2022-04-23 10: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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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學在南宋中興之初,作為官方顯學,君臣之間對於其中的微言大義有不同的理解和側重點。南宋年間,最有名的《春秋》經學家是胡安國。胡安國的門人子弟在春秋經學方面有較大影響,如胡安國長子胡寅。此外,胡安國的同年好友尚書右丞葉夢德,尚書右丞相張浚,樞密院編寫官胡銓也對春秋也有研究。胡銓、胡安國和葉夢德都曾作過《春秋》註解或者傳釋工作。
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宫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耻,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髪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
宋高宗所側重的是孝,欲效法晉武帝以孝治天下。為了孝養之道而生致生母韋氏南歸,宋高宗居然不顧社稷、宗廟、祖宗陵寢與中原遺民,一意主和,與因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共踐地的金國割地約和,納貢稱臣,因此備受當時士大夫的指責。但嚴格說來,皇帝趙構是胡安國春秋學說的學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經傳,趙構每二十四天便過一遍,其主要讀本就是胡安國的注解本。
胡安國在傳注《春秋經》時,最初的主張便是天子大居正。胡安國所謂天子大居正者,就是要求繼位者以嫡長為之,而且側重闡釋了《春秋》子以母貴訓諭。胡安國聲稱自己所傳注者,義理則本之於公羊高,史實則依據左丘明。而春秋公羊傳首書隱公繼位不書立,因其非嫡長繼位,其母卑微,雖然長而賢,但非乃父正妻所出,所以不能說是繼立。這一點而言對於宋高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為生母韋氏出生也很卑賤,又沒有得到父皇的傳位詔書,因此這是宋高宗不能贊同胡安國“天子大居正”的理論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建炎立國之後,胡安國對於這一教條有所刪改。而其靖康元年因李綱之薦被欽宗召見時所上奏疏,對於欽宗繼立之事大唱讚歌。胡安國在給欽宗的奏疏中認為,天子之繼承大位,應該有父皇母后的傳位詔書,繼位的皇子的生母出身比較高貴,如欽宗的生母是徽宗皇后王氏,又出身名門望族,由是嫡長子,所以靖康元年胡安國給欽宗的奏疏中反复提及欽宗繼統是天命猶歸,名正言順。換了高宗,則大不相同了。高宗的生母韋氏出身下賤,有曾先後侍奉過前宰相蘇頌、後以室女入徽宗潛邸,久不得幸,北上之後又入金軍營,侍奉過金國的眾多將士,後又與金將生子。這在胡安國這樣的人士眼中,其子嗣是沒有繼承大位的資格的。不過,後來胡安國對這些提法做了一些修改,以免刺激到宋高宗。
胡寅的《春秋》義理觀則重在復仇,父母之仇與君國之仇,社稷宗廟和中原遺民,祖宗陵寢,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生致君父南還,那簡直就是牲口不如。所以,秦檜為相之後,雖然胡寅是胡安國之子,秦檜不該流放他,但胡寅的理論太過尖銳,皇帝每一見到胡寅的奏疏就難堪死了。胡銓建炎三年九月二十日的萬言書,紹興五年在遣使一事上與張浚爭論的幾道奏疏,以及紹興十四年給國子祭酒高閌的私書,皆謂今天子不為君父復仇,是大逆不道的,失去了作為兒臣與天子的資格。
張浚的春秋觀與胡寅大體上是相同的,不過張浚主張因權通變,通過改制來實現天下大一統以及誓死復仇,義不與金人共天,始終反對趙構以孝養惟有與金人議和。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問安使何蘚之自金國帶回金兀术的親筆書函,證明徽宗與皇后鄭氏相繼上仙之後,這種分歧表現為朝廷的戰和之爭。高宗為了達到與金構和的目的,接到何蘚的信息之後連日不朝,也不吃不喝,以脅迫宰相張浚同意他的與金構和之舉。但張浚斷然拒絕,並自請還政與祠,張浚在正月二十八日待罪的奏疏中說:
由於在罷戰求和這件事上君臣達不成一致,因此張浚的相權便漸漸受到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