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特別說明的是，錢端禮去世之後，其子嗣首先請吏部尚書汪應辰為之撰墓誌銘，但不知何故，汪應辰沒有為之撰，而是由錢端禮門人樓鑰代撰。而且，樓鑰在墓誌銘的末尾特地聲明說：“不敢隱，不敢諛。”樓鑰說：

樓鑰代汪尚書應辰撰《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曰：

隆興元年冬，外除，召對内殿。自符離失利之後，南北相持，和戰未決。公奏曰：“竊觀注措施為，可謂勤且勞矣。且夫大功必立，而未聞其效者，豈非議論偏勝，機事失宜，未得其當耶？中原之當復，人皆知為不可緩，恐須時至則可為耳。今士多持以為進身之資，揣摩上意，所以施為之事，未嘗有成，徒捐貨財，虚費民力。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是欲增重兵威，而反弱國勢，豈不為鄰人所侮哉！至于招納叛亡，交結鄰援，此皆賈怨生事，無益于國者。”

又以江東守備未具，及所用將帥未盡得人，又奏：“臣聞金人數有文移，取索俘擄人衆，是釁已開，為興師張本。虜人犯邊，淮東必自清河，淮西必自渦口，两處當豫選梟將，委之拒捍。維揚、六合、和州當為聲援，須擇有謀略三大將臨之。高郵僻在一隅，三面阻水，止可以處游兵水寨之屬，或可為間探，不可專恃。陸贄謂兵當居重以御輕，蓋謂以輕兵居前，重兵居後，為臂指之用。淮上既固，則大兵當屯于沿江，如采石、宣化、鎮江、江池，皆當嚴備。又須選名將數人，如前日有因事而罷者，願加收卹，諭以恩意，稍復官爵，責之後效，孰不願盡死力？仍須以威望素著，懷忠善謀者，使各護一路。敵知備禦有方，未必便敢輕犯。若處之失宜，反為所易。故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定勝負也。”是日，除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