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的“知行观”认知高度后人难以超越

知行关系是宋明理学研究的一重要内容，是中国古代哲学丰富内涵的一重要组成部分。成书于乾道九年(1173)的张栻（1133-1180）《癸巳论语解·序》提出：“始则居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淳熙七年(1180)二月逝世前的张栻有《寄周子充（周必大，1126-1204）尚书书帖》，再次深入阐述了知行关系。

一、张栻“知行观”受长者周必大（1126-1204）的重视

隆兴元年（1163）四月，周必大奉祠回江西，坐船出临安城前往常州再返回江西。途中在嘉兴同乡拜见被宋孝宗召回京城的前线都督军马张浚，张栻和冯康国在场，周必大始识张栻。周必大《癸未归庐陵日记》日记云：“（四月）丁卯，大风雨不止。早枢密使张魏公（浚）入奏事，舟过谒之，并见其子钦夫（张栻）及属官冯圆仲（冯康国，字元通，本名轓）。”

乾道四年(1168)，周必大重获恩典，除权发遣南剑州。乾道六年（1170）二月，诏严州知府张栻除左司员外郎。闰五月十七日（丙申），张栻赴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六月，周必大改福建提点刑狱。未赴任。七月十八日，周必大任秘书少监兼权任直学士院并兼领史职。周必大与张栻同事朝廷。十二月，张栻兼侍讲，专为孝宗讲解《诗经》。

乾道七年（1171）二月，安庆军节度使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张说自阁门（知阁门事）入西府（张说入枢密院），士论鼎沸】。三月，张栻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知阁门事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张）栻夜草疏极谏其不可，旦诣朝堂。五月，周必大兼任兵部侍郎，兼领直学士院，并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六月，张栻得罪虞允文而被挤出知袁州（张栻或未到任），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栻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八月初六，周必大兼任礼部侍郎。

乾道八年（1172）初，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周必大兼任翰林侍讲，又兼中书舍人。二月，宋孝宗擢拔张说、王之奇为签书枢密院事，二人依惯例上辞免新命奏，周必大又以权中书舍人坚持不草“不允诏”，孝宗震怒，限当日奉祠离京，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乾道九年（1173），宋孝宗除周必大知建宁府，周必大旋即又再次请祠。是年，奉祠在家的周必大多次写信给张栻。周必大致信张栻讨论“知行”问题：“顷见士友云，人患不知道，知则无不能行。及以《五经》、《语》、《孟》考之，窃恐不然。盖颜子钻仰坚高，所见既已了然在目，非特知之者，然于进步尚且如此之难，况余人乎？只此一事，欲请教者甚多。……迩来晚辈喜窃伊、洛之言，济其私欲。诘之则恫疑虚喝，反谓人为蹇浅。非如庸夫，尚有忌惮。此事不可不杜其渐，高明以谓如何？”

淳熙元年(1174)，周必大《与张钦夫（张栻）左司》：“知与行之说，具晓尊意。鄙意盖有激而云。观嘉祐以前名卿贤士，虽未尝极谈道德性命，而其践履皆不草草。熙宁以后，论圣贤学者，高矣，美矣，迹其行事，往往未能过昔人。至于近世，抑又甚焉。虽其间真学实能，固自有人，然而上智常少，中人常多，深恐贪名弃实，相率为伪，其害有不可言者。且孔子善诱不倦，而二三子犹疑其有隐，则其诲人固有先后，未尝一概语以极致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则学者进德，亦有次第，未敢遽以圣贤自期也。此事要非会面莫能尽。”淳熙二年(1175)三月二十二日，周必大还朝任敷文阁待制兼侍读，暂代兵部侍郎，并兼直学士院。

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周必大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淳熙六年(1179)十一月，周必大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张敬夫（张栻，字敬夫，1133-1180）《寄周子充（周必大，1126-1204）尚书书帖》：“垂谕或谓人患不知道，知则无不能行。此语诚未完。知有精粗，行有浅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语所谓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是不知则无由能行而乐也，且以孝于亲一事论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温夏凊、昏定晨省，则当行。温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进于此者，则又从而行之。知之进，则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则知愈有所进；以至于圣人。人伦之至，其等级固远，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盖致知力行，此两者工夫互相发也。寻常与朋友讲论，愚意欲其据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几所践之实，而思虑之开明，不然。贪高慕远，莫能有之，果何为哉？然有所谓知之至者，则其行自不能已，然须致知力行工夫既到，而后及此，如颜子是也。彼所谓欲罢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学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为知道，而日知之则无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咏归之语，亦可谓见道体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为狂，而况下此者哉！不识髙明以为何如，问及此间相从者，某迩來退缩岂敢授徒。但有旧日士子数辈時来讲问，亦不过以行远自迩，登髙自卑之方语之耳。所谓假窃先儒之论以济其私者，诚如所忧。胡文定盖尝论此，然在近日此忧为甚。是以使人言学之难，非是不告语之，正恐窃闻一言半句，返害事耳。要亦如玉石之易辨，即其行实。夫岂恫疑虚喝可掩哉！文定所论甚详，备在文集中，曾见之否。”

淳熙七年（1180）二月初二，张栻卒于江陵府舍。三月，吕祖谦复信与周必大，转告张栻病逝消息，并劝周必大帮助朱熹请祠。五月十七日，周必大拜官参知政事。

庆元六年(1200)，周必大《读张敬夫〈南轩集〉夜梦赋诗(庚申七月)》：“道学人争说，躬行少似君。宅心惟至一，余事亦多闻。湖、广规模远，濂、伊讲习深。平生忠与敬，仿佛在斯文。”

    二、朱熹、王阳明、陶行知难以超越张栻的“知行观”

张栻《论语解》在扬弃二程知行学说基础上，提出“知行互发”的观点，阐释了“知”与“行”的相互作用（相互生发、相互促进），表明：“越是深入实践，认识越能精进；而反过来，有了越发深刻的认识，实践越能通达透彻”的知行辩证关系。

朱熹（1130-1200）认为：“知行常相须”、“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王阳明（1472-1529）以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王夫之（1619-1692）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陶行知（1890-1946）提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三、魏了翁、彭龟年、真德秀高度肯定张栻为世儒宗

魏了翁（1178-1237）修建紫岩书院纪念张浚张栻父子，赞曰：“张魏紫岩以精忠大义为中兴名相，其子宣公以问学为世儒宗，流风蔚如，实启来哲，无以致高山仰止之思，明德之志，乃为湖周广六十有五丈，架梁其上而屋之。”

彭龟年（1141-1206）《寿张京尹（张枃）》：“紫岩天下志，勇决如百川。一身扶三纲，百丑妒独妍。南轩（张栻）经世学，仰嗣千圣传。匆匆造膝陈，众鸟惊虚弦。油幢入楚泽，不复梦细旃。公乘一节朝，遇合君适然。物纾久必张，后美开诸先。”

    真德秀（1178-1235）《南轩先生张栻赞》：“发身文学，师表俊才。著述经史，儒道宏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