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晋诗风http://s6/middle/56ac0ac5g8e5e0c3e39e5&690

要说魏晋诗风就不得不说魏晋时期文学的两个特殊形态——建安风骨和正始文学。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建安风骨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主要代表人物，以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阳刚之气，故为“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正始文学”因“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而得名，但一般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时期的文学。

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此即所谓“正始之音”。《辞源》解释为:“魏晋之际,尚玄学清谈,后人称当时的风尚言论为正始之音”。可见,《辞源》认为“正始之音”是一个哲学史概念。后世将正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也称为“正始之音”。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左思的《咏史》诗，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文采富艳。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而他们的文才，也的确十分突出。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左思曾以《三都赋》名震京都，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诗八首。刘琨早年生活豪纵，且慕老、庄，后来参加卫国斗争，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闻鸡起舞的故事，最能见其性格。《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307)他任并州刺史，募兵千馀人，历尽艰辛才到达任所晋阳，诗写途中经历和激愤、忧虑之情。郭璞的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有9首为残篇。钟嵘《诗品》说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这是很确切的评价。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兰亭之会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

                                                 （荷锄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