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北首富抱怨行贿判得比受贿还重”曝出的真问题

                           杨  涛

11月 25日，广东韶关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全国人大代表、“粤北首富”朱思宜案，由广东省高院派员在河源中院二审开庭。庭审中，朱思宜称一审判决量刑过重，恳求改判。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京华时报》11月27日）

朱思宜称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要求改判，一个重要理由在于，“我只是行贿，为什么判得比受贿还重？”他因为行贿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但是，他行贿的对象之一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杨成勇，接受了他的20万元贿赂，却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朱思宜的抱怨是有一定的道理。按照刑法的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杨成勇收受朱思宜的贿赂达到20万元，并且帮助他谋取全国人大代表这样一个神圣职位，沾污了“人大代表”这一职位的名称，就算他有坦白、自首等从轻、减轻情节，也不至于才判处缓刑四年？

但朱思宜以杨成勇判处的轻为由而认为自己判的重，却并没有道理。刑法规定，个人犯行贿罪的，处5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单位犯单位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朱思宜代表宜达公司向韶钢第一物资公司原副经理阎蜀南及叶树养（韶关市原公安局局长）等人行贿共1693万元；自己个人向叶树养、杨成勇行贿共220万元。法院以行贿罪（判刑12年）及单位行贿罪（判刑5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这个处罚是恰当的。

但从朱思宜的抱怨中揭示出的几个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首先，就是贪官的处罚普通偏轻渐成一种趋势，并且经过媒体多年的呼吁，这一情形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贪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在体制内仍然有强大的博弈能力，造成对他们的刑事处罚普通比其他公民更轻。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高达51.5%；被判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或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适用缓刑的比率，由2001年的51.38%增至2005年的66.48%。像一些贪官动辄就是贪污、受贿几个亿，仍然不会被判处死刑。在这种背景下，杨成勇受贿20万元被判处缓刑就不足为奇了。朱思宜的抱怨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光看查处了多少贪官，更需要关注贪官是否接受了公正的处罚。

  其次，对于行贿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受贿与行贿是对合犯，是一卵双生的双胞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要惩治受贿犯罪，对行贿犯罪也要加大打击力度。但实际上限于包括侦查中取证困难等种种原因，我们对于行贿犯罪打击并不是那么有力，对于行贿犯罪判处重刑更是少见，朱思宜抱怨因行贿获刑16年，跟现实中我们对行贿犯罪缺乏严厉打击不无关系---对别人行贿都从轻处罚、凭什么对我从重处罚？因此，朱思宜的抱怨提醒我们，我们对于行贿犯罪是否应当加大打击力度。

     最后，朱思宜的抱怨也揭示了一个法制不统一的问题，同罪不同罚、同案中不同被告人处罚尺度不统一是长期困扰我们司法实践的难题。相似的案情，在甲地法院的判决与乙地法院的判决就不相同，这让人顿生对法制的失望;而在同一案件中，同一个法院对不同被告人处罚尺度不一致就更让人产生绝望。像法院即便是对朱思宜公正处罚，但同案中的杨成勇却从轻处罚，这就无法让朱思宜在内心上接受这一判决，从而相信审判的公正。朱思宜的抱怨还在提醒我们，解决同罪不同罚、同案处罚标准不一致的法制不统一问题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