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民众与司法的对立的焦虑

                        杨  涛

7月下旬，记者在报道了李昌奎案诸多内幕之后，陆续接到几位读者的电话。他们反映，自己的亲人被杀，当地高院却判处凶手死缓。坚定要求“杀人偿命”的家属无法接受凶手几乎免死的判罚，在听到云南省高院再审李昌奎案的消息后，纷纷向媒体求助，要求翻案再审。李昌奎案，俨然成为这股“死缓翻案风”的“标杆”。（《广州日报》8月4日）

      李昌奎案后，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焦虑为世人皆知，李昌奎被改判死缓，民众纷纷质疑判决的公正性，指责幕后是否存在猫腻;紧接着，赛锐27刀砍死女友被改判死缓，又掀起民众质疑云南高院判决的高潮;如今，桂林人梁勇杀害自己妻子并肢解水煮其尸，又被广西高院改判死缓，再次引发民众对法院判决的抨击。尽管我们不能说，法院的死缓的改判都是不公正的，但是，民众对于司法的不信任，对于司法审判能否公正的焦虑是溢于言表。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司法对于民众的情绪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审判，同样备感焦虑。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在“李昌奎案”二审裁判死缓之后回应道：“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一位曾经前述参与李昌奎案的法官也说：“我们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借助外力来干预我们的司法，特别是终审判决的结果。这并不是法治的体现，相反这样看似公正体现民意的再审，却是对法治社会最大的伤害。”

       一方面，民众监督司法审判，防范司法腐败和恣肆的权力，对于维护司法公平、公正具有正当性，因此，民众和舆论对于司法审判具有正当的监督权。民众对于司法脱离民众监督而可能导致不公的焦虑，当然持之有理;另一方面，对于司法来说，大众的过度情绪化，确实有以民众情绪代替专业化审判，进行“舆论审判”的危险，“歇斯底里的大众会突破‘羊皮纸的障碍’限制自由（麦迪逊语）。司法警惕”“舆论审判”，的确也具有正当性。双方各执一端，竭力反对对方而心生焦虑，这个死结如何才能解开？

        我虽然不否定民众有情绪化和不理性，民众在许多时候也可以陷入“集体无意识”，但来解开双方的死结，我以为解铃者主要一方仍然在于司法和权力。以李昌奎案为例，即使我们相信幕后没有人情、金钱的干扰，就是真相就是云南高院是为了推进“废除死刑的理念”，树立一个“标杆”。然而，依据现行法律，李昌奎杀害二命，手段残忍，理应判处死刑，司法机关在对这一案件作出判决前，难道不需要考虑法律的规定和相关的社会影响吗？司法在逐步推进废除死刑的方向没有错，但是，如果刻意要与民意对立，甚至违背现行法律，则这样的司法判决遭受民众的抨击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推进废除死刑的道路，还必须看到中国目前法律的缺陷。例如，由于执行中大量的腐败存在，以往的死缓判决往往就是坐上13年回家了，《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增加了执行年限，但总体来说并不够，死缓的罪犯所接受的惩罚还不足以与他犯罪相适应。在这些制度还没有配套完善前，司法跛足推进废除死刑，行吗？

        再一个，如今，在腐败频发，公权公信力低下的情形下，司法机关与许多政府机关一样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司法机关做的好事尚且会被民众视为假话，那么，说出防范“舆论审判”的话语，更可能视为拒绝监督的表态。司法机关要让自己的审判能让人们信服，要让拒绝“舆论审判”能得到支持，那就必须提高司法公信力，消除司法腐败，拒绝权力干扰，在体制上做到司法独立。不要在前门拒绝“舆论审判”，后门却对权力干扰大开，对权力献媚的司法，永远无权对民众说“舆论审判”！

            面对着民众的焦虑，司法机关与其陪着焦虑，不如退而结网，先检讨一下自身是否遵循了法律，是否提升了公信力，再来提“舆论审判”而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