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期权化亟须阳光化破解

                        杨 涛

6月24日，前国土资源部前副部长李元被免去的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之前的6月中旬，媒体已曝出了他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而李元早在2008年就已经退休，之所以会遭到如此严厉处分，主要是李元退休后，身兼数职，社会活动频繁，最终因违纪而“晚节不保”。（《瞭望》7月3日）

然而，李元的落马只是揭开了权力期权化冰山一角。此前，深陷“污染门”的紫金矿业，也曝出有福建省上杭县政界多位退休领导干部在此任闲职，而且领着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年薪----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此前为上杭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监事林新喜曾任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常委。这一切表明，权力期权化在我们社会有蔓延之势。

其实，我们的法律早就关注到了权力期权化的问题，在行政法和刑事法多个层面上都对其进行了规范。在行政法层面上，《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在刑事法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为他人牟取利益时约定退休后收受钱财的，也视为受贿。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取钱财的，以“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但是，三道金牌似乎并不能遏制权力期权化。监管难和处罚轻，成为了孕育权力期权化的温床。在实践中，对退休官员的监管几乎是一片空白。官员退休了，基本上是天马行空了，他们不会主动接受组织管理了，而组织上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监管—-老干部局提供福利与休闲并不着眼于监管，至于公众对于他们的任职情况更是两眼抹黑。相关处罚也轻如鸿毛，例如，退休官员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到企业任职的，由“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操作上既无威慑力也根本不现实，组织部门管现任干部都忙不完，还有精力理会退休官员？至于刑事处罚，如果不是因为其他重大事件所牵连，各地基本上也没有采取针对权力期权化问题进行过专门的查处。

  查处权力期权化的瓶颈，根源还在于阳光化。我们根本不能指望退休官员的自觉向组织申报，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组织上调查了解，而应当借助于大众的力量和媒体的力量，进行阳光化监督。这种阳光化，笔者设想，第一步就是要将退休官员的任职与廉洁问题统一纳入纪检机关管理，原所在单位协助;第二步是，要建立退休官员重新就业、任职的申报和备案制度，由纪检统一接受并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与媒体的监督;第三步是，对于不如实申报和任职有违反规定的，一律进行纪律处分并责令退出，情节严重必须“双开”;第四步是，纪检机关接受民众举报应当及时查处将结果反馈，并适时组织专项的行动，专门查处权力期权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