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谎测试能成为宋山木的“救命稻草”吗？

杨 涛

6月28日，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在深圳市中级法院二审开庭。6月27日，宋山木的委托律师甘勇明表示，二审开庭时将向法庭提出“单方测谎”申请，请求对宋山木进行测谎。此前，宋山木曾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要求专业测试鉴定机构对他本人及受害人刘某同时做测谎测试。（《南方日报》6月28日）

一审中被以构成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的宋山木，在二审时，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测谎测试，其委托律师甘勇明表示，二审开庭时将向法庭提出“单方测谎”申请，请求对宋山木进行测谎。提出测谎测试是他的权利，这个旁人不得干涉，问题在于，测谎测试能成为宋山木的“救命稻草”吗？

 恐怕很难。众所周知，测试仪引入我们这个国度，少说也有十几个年头了，这些年来测试仪一直是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近些年，广东东莞、北京海淀等地的检察机关尝试使用测谎仪，介入贪污受贿等案件的侦查。前年，据《法制日报》报道，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甚至尝试在民事案件中使用测谎程序，在一起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法院对双方当事人都进行了“测谎”。曾有专家表示，测谎仪的准确度能达到90%以上。测谎仪大有成为司法机关和当事人“新宠”的趋势。

 但是，测谎仪也有折戟沉沙之时，而且栽得很惨。1998年，云南省戒毒所民警杜培武的妻子和另一民警同时被杀，据传两死者生前关系暧昧，负责侦破这起杀人的民警就推测两人是杜培武杀的，并动用了测谎仪。测谎的结论是杜培武否认杀人的供述是谎言，办案民警认定人肯定是杜培武杀的，他被判了死刑。然而两年后，真凶被抓并供出了其杀害两位民警的犯罪事实。也许正是鉴于杜培武的教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9月10日的一个批复中指出：“CPS多道心理测试(俗称测谎)鉴定结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结论不同，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

事实上，在运用测谎仪的司法机关，无不强调测谎只是作为侦查和审判的一种辅助手段，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广东东莞检方指出“测谎只能作为案件侦查的辅助手段，为调查提供方向，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江苏徐州中院也指出，“测谎结论可以加强或者削弱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但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测谎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因在于，被测谎者存在阅历、社会经验、环境影响等差别，测谎仪可能存在的误差，会使其客观性存在很大的问题。而在刑事诉讼中，动辄关系到当事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在民事诉讼中，也是动辄关系到当事人的财产、名誉。如果证实案件事实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其所存在的误差就可能导致当事人无辜陷入冤枉之中，司法审判的权威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目前，我国法律也不承认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并不包括测谎结论。司法机关要运用测谎结论作为证据定案，还面临着合法必的问题。

 如今，宋山木提出对他本人进行测谎，但法庭是否会接受本身就存在疑问，即便法庭接受了他的申请，并且测谎结果对宋山木有利---由于测谎不能单独当作证据使用--恐怕也无法推翻宋山木强奸的事实，除非他还向法庭提供了证实其无罪的证人证言、相关物证、书证或者视听资料等。测谎测试不能也不会成为宋山木的最后“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