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贪污逾2千万的小局长看“腐败落势化”

             杨 涛

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李志强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293万余元，且横行当地多年，刁难、凌辱，甚至殴打不顺从他的干部群众，成为一大“官霸”。（《新京报》5月9日）

 按理说，一个县的信建局副局长，不过是一个小小副科级，在官场是最小的“芝麻官”，然而，他却能毫无障碍地地将二千多万非法所得进入自己腰包，小小贪官大腐败表现的特别明显。然而，如今，却不仅是李志强如此，诸多贪官同样如此：原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一个连科级干部都不是的官员，却是坐拥数以亿计财富的涉黑组织的头号人物; 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副检察长、反贪局长穆新成，官小权力大，个人资产高达两亿。

   这种现象，用反腐败专家林喆的话来说，就是“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基层渗透。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根据《南方周末》的统计，10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官员腐败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

 其实，“腐败落势化”其实并不难理解。从政治学角度上讲，腐败与权力滥用只和权力大小以及权力是否受到监督与制约有关，与官员本身级别大小并无直接关系。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这就揭示了权力与腐败的深刻道理。事实上，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与小官大腐败对应的，但是，许多厅级干部却会在人大、政协会上诉苦，称他们买不起一套房子，因为，前者掌握了实权，而后者，虽然贵为厅级，他们所能掌握的权力委实有限。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今天的级别小的“贪官”呈现增多以及涉案金额打破一个又一个记录的“腐败落势化”，跟我们两种趋势也有很大的关系。一种趋势是，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干部所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一些至关重要的权力掌握在了科级及其以下的干部手中，给他们以“权力寻租”极大空间;以及他们所掌握的资金越来越雄厚，近些年来，中央通过扶贫、移民等多种转发支付，给地方小官们以掌握巨额奖金的机会，让他们有机可趁。

第二个趋势是，我们基层小官权力越来越大，纪检、检察机关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的反腐败制度建设仍然很不健全，预防腐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体制建设仍然停留在“雷声大、雨点小”的程度，体制与机制建设根本无法起到有效预防腐败的作用。比如当年李志强的同事郭玉玺说，和李共事期间，他曾多次找县委县政府的相关领导，总被告知“完了咱再研究”。最后他被调离了，李志强却还稳坐其位。

消除“腐败落势化”，首先一个是要加大打击力度，加大打击力度始终是震慑贪官的一个有效武器，但是，对于科级及其以下的科级干部的打击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要加大对县（处）级官员的查处力度，要打掉小贪官背后的“大保护伞”。其次，仍然是要把制度建设摆在头等重要位置，这种制度建设，从宏观上讲，则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比如纪委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官员的民主推选，从微观上讲，我们给官员多大的权力，对于他的权力的公开透明和监督同样要有多大，不能权力与受到监督不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