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成“执利”，监督司法不能跛脚进行

              杨   涛

广东湛江市曝出法院系统腐败窝案。9名法官与“讼托”(即帮别人打赢官司赚钱者)合谋判案获利，从中获取提成。一般“讼托”按照案件执行标准额度的2%~7%支付给法官“业务提成”。（《重庆晚报》4月25日）

如今，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公权谋利时代，地方政府深度介入土地市场，与民争利，而公权部门与官员则是用权谋私，食品监督部门下达罚款任务，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也不例外，并且成为一个重灾区：从武汉法官集体腐败案到深圳法官集体腐败案，再到重庆高院副院长张弢腐败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腐败案，一个比一个更严重，一个比一个更触目惊心。

法官腐败、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强，司法权威屡屡受损，是这些年来一直困扰法院的头等难题。加强对法官司法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也一直是最高法院近些年关注的重点课题。以往说到司法腐败，往往认为主要是法官法律素质不高。近些年，最高法院在提高法官的法律素质上可谓不遗余力，国家更是在2002年建立了统一的司法考试，提高了法官的门槛。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年发生的法官腐败大案，居然许多是高学历的所谓“学者型法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是民法学界的权威，他的著作影响过无数法官。

 法官的前腐后继，出问题最多的是在执行领域。像深圳中院、武汉中院的法官集体腐败，都是利用执行中程序不公开、不透明，权力行使随意，与拍卖行勾结进行谋求私利、中饱私囊。有鉴于此，最高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来规范执行中的拍卖程序，然而，法官在执行中的腐败仍然屡禁不止，因为在程序正义的背后，他们仍然可以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别的不说，以湛江市中院法官腐败为例，他们竟然与“讼托”勾结，以帮助顺利执行来收受“回扣”，程序成为了遮羞布。

 再比如说，近年来的法官腐败案，多与法官与律师、当事人勾结有关，比如武汉中院的腐败窝案，竟然总共有13名法官和44名律师涉案。2005年，最高法院与司法部专门出台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规定“法官不得私自单方面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律师”。但是，这些年，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勾结并不见少，湛江市中院法官更是与 “讼托”打成一片，所谓的规范成为了一种作秀。

  最高法院种种监督法官的制度的折戟沉沙，显然昭示着我们必须有外部监督有力的跟进。然而，与近年来法院密集出台的内部监督措施相对应的是，我们很少见到专门出台对于法官监督的外部措施。从表面上讲，对于法官的外部监督有纪委监督、检察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纪委监督与检察监督算是比较有力的监督，但是，在地方党政领导“一把手”权力过大、吏治腐败严重的今天，实际上，官员经常干涉审判活动本身成为了导致司法不公的主体，又经常为法院输送了不合格的法官，他们往往妨碍了纪委、检察进行有力的监督，况且，纪委、检察本身也存在腐败现象，纪委监督、检察监督往往成为官员“选择性监督”的工具。人大监督也是一个有效工具，但在“官员代表”过多的今天，让官员监督法官并不现实，事实上，我们并未看到人大主动罢免过不合格的法官。至于舆论监督，本身也是一种“跛脚监督”，许多地方领导对于媒体采取围追堵截的方法，舆论监督并不通畅。在外部监督处处掣肘的今天，反而观之，对法官的日常监督居然主要依靠的是法院内部监督，而内部监督又不力，这形成了司法腐败的悖论。

守住我们的“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显然无法依靠法院内部监督跛脚，必须引入外部有效的监督，但是，对法官的外部监督也无法跛脚前行，如果不对外部监督所处的体制进行改革，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让外部监督本身畅通与公正进行，那么，对法官的制定再多外部监督仍然只是一种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