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立法须在事前防范与经济惩罚合力

                     杨  涛

深圳正在进行的个人信息立法工作，目前仍处于前期调研阶段，而且很快就要针对广大市民征求意见。3月21日，南都记者从深圳市律师协会获悉，协会项目组将在3月下旬和4月上旬举办两次论坛，以获取广泛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条例的起草工作。（《南方都市报》3月22日）

 谈起个人信息立法，我想起我母亲—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前几天遇到的烦心事。前几天，一个骗子冒名我母亲朋友给我母亲打电话称从外地赶进来，老人家听觉不灵，信以为真，还专门买菜在家等待，最后，骗子原形毕露，称出了车祸要借钱云云。我母亲很少与外界打交道，就是交水电费、电话费之类事情会去登记个人信息，不知在何环节信息外泄，导致几次遭遇骗子。所以，对于深圳拟进行个人信息立法工作，我是举双手赞同，并期待着深圳给全国提供一个立法的典范。、

  但这个法该怎么立，恐怕要值得好好斟酌。我们知道，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加了一个罪名“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指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个新增加的罪名第一次对公民个人信息给予以法律上的保护。但是，单单依靠这个罪名的保护是非常有限，原因在于，这个打击对象只针对一些公营部门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刑法主要侧重于事后打击、对个人打击并且是以刑罚为主，并不能非常有效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深圳市所作的地方立法，也仅仅属于地方性法规，并不能规定刑事处罚事项，因此，深圳的个人信息立法，应当着眼于行政和民事上加强保护和加大处罚力度，重点在于事前防范与经济惩罚为主。事实上，一些犯罪分子之所以大肆地进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方面的犯罪，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事先防范措施，让他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能轻易得手，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毕竟比较少;何况，就是事后追究了刑事责任，没有经济上的处罚，对个人的警戒作用是有限的，对于单位的警戒作用更是近乎为零。

  因此，我建议，深圳的个人信息立法，首先要着重于事先的防范。所有的能获取公民信息的单位与个人，必须制定严密的对公民个人信息保密的制度，并且在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时，要与公民签订保密条款，这些单位应将其相关活动报有关政府监管部门备案。

   其次，必须高度重视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经济处罚问题。对于非法提供、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地方性法规中应当规定，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情节严重必须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吊销执照。而遭受侵害的公民则有权起诉非法提供、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与个人，要求经济赔偿，如果泄露的个人属于某一个单位的员工，该单位与个人承担连带责任。并且，赔偿金额不限于公民的直接损失，还包括公民因为诈骗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遭受的损失;赔偿的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公民只需要举证在该单位登记了信息并且遭受损失，由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举证自己遵守了有关规定，没有泄露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