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薪罪”是解决欠薪的起点而非终点

                    杨  涛

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23日进行第三次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草案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京华时报》2月24日）

与先前的《草案》相比，修改后的草案保留了“恶意欠薪罪”，只是新增加了增加“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情形”，这表明，经过几次审议，“恶意欠薪罪”的讨论的重点已经从是否需要设立，逐渐转变为如何对这一罪名加以完善的的问题，我个人预计，这一罪名在最终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中将设立。

从刑罚谦抑性原则上讲，刑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特别严重危害社会并且其他手段无法防范与惩治的行为，一般不宜设立为犯罪行为。欠薪行为本质上是违约行为，设立专门的罪名并不十分妥当。但是，鉴于目前社会上普通存在的恶意欠薪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引发社会矛盾与不稳定，在特定时期，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比较大，立法上专门设立“恶意欠薪罪”作为一种特定时期应对措施，勉强也能说得过去。但是说到底，“恶意欠薪罪”的设立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们无法指望这一罪名毕其功于一役来解决欠薪问题，甚至一些问题可能会因为这一罪名的设立而遮蔽，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譬如说，“恶意欠薪罪”对于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恶意欠薪行为警戒的意义并不明显。许多工程，“包工头”之所以欠农民工的薪水，其实源头就在政府那里，因为这是一个政府工程，而政府欠“包工头”的钱。那么，如何界定政府机关及其官员“恶意欠薪”行为呢？政府本身没有钱，霸王硬上弓硬上工程导致无法支付农民工薪水，算不算“恶意欠薪”？下一届法人代表不认上届法人代表欠的帐，算不算“恶意欠薪”，该追究谁的责任呢？再一个，政府机关欠薪，政府劳动监察部门会不会责令他们支付，敢不敢责令他们支付呢？看来，“恶意欠薪罪”对这些问题是捉襟见肘。

 再一个，很多人都知道，“徒法不足以行”的道理，法律制定后，要能切合实际，具有较强的执行力，才能具有生命力。以我个人的经验，我很难担保这一罪名制定出来后，能迅速和全面地执行，从而对欠薪的老板形成威慑力。例如“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行为，其实这种行为，在现行法律中也可以找到相应的罪名来惩治，比如“合同诈骗罪”、“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等，深圳市就曾公开对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频繁更改厂名、开具空头支票、虚假注资、私刻公章等欺骗手段，转移资产、关厂逃匿，恶意拖欠1200多名工人工资700余万元”行为的一些人公开采取了刑事手段。为什么，我们的有关执法部门，平时不注重运用现有的法律手段来打击恶意欠薪者，非得要设立“恶意欠薪罪”？即使是设立了这一罪名，恐怕也是在进行运动式执法中才可能显神威，平时估计也是高悬不用。

 最后，我担心的是，“恶意欠薪罪”还可能给一些行政执法部门渎职和懒政提供借口。许多恶意欠薪事件，事实上，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在源头进行预防和事后加大打击力度就能解决，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导致民怨极大。现在，增设了“恶意欠薪罪”，恐怕一些行政执法部门更会将责任推卸给司法部门，而司法部门人力、物力有限，也难以承受办案压力，到时恐怕就会出现相关部门互相推诿的现象，民众的合法权益更可能得不到保障。

所以，“恶意欠薪罪”是解决欠薪的起点而非终点，在法律即将增设“恶意欠薪罪”之际，我们更需要高度重视配套制度的建立，提高政府机关的执行力，毕竟，多关几个人不是目的，解决欠薪问题才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