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清查“被上楼”不如解决农民土地权利贫困问题

               杨  涛

2月16日，国土部开会部署清查增减挂钩试点整治工作，通过自查清理、检查纠正、抽查等方式，处理农民因为此政策“被上楼”的问题。此次清理检查，囊括2006年以来，各地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工作，以及以各种名义擅自开展建设用地置换等情况。（《新京报》2月17日）

尽管搞清查运动比不搞清查运动更好，但我预计这场运动要取得很大成效比较难。这首先根源于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土地财政”，在清查过程中，始终绕不开地方政府一个追问：搞清查到底要不要GDP增长，到底如何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这让清查起来投鼠忌器。其次，鉴于历来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清查中，就有无数弄虚作假，欺骗隐瞒，上下级信息不对称注定清查存在诸多漏洞。最后，运动不过是一阵风，即便是清查取得成效，过后的事情谁也不好说。

  农民之能成群结队地被赶上楼，原因无它，就是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权利贫困。他们与政府征地拆迁对话和博弈中，处于绝对的下风，成都唐福珍以自焚的决绝姿态向世人再次展示了这种弱小和无奈。农民的土地号称集体所有制，但在我们这个国度，恰恰是以“集体”名义的东西最不靠谱，土地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却将使用土地的农民的权利虚化。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行使所有权，而集体经济组织有乡、村、组三级，所谓“集体土地人人所有，却人人无权”，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往往由听命于政府的村委会与政府签订协议，农民自身并无自主的权利。

更离奇的是，尽管翻开近些年的征地拆迁史，发生在集体土地的征地拆迁上的事件血泪斑斑，因征地补偿和安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占到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65%以上。但是，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集体土地的征地拆迁，居然没有一部明确的法律或者法规可依，各地通常是参考土地管理法，有些地方政府则出台相应的规定，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的拆迁参照城市房屋来执行。这让本来贫困的农民土地权利更加贫困，城乡二元化也体现在对土地和房屋的区别，因为，以往城市征地拆迁再怎么血腥残酷，毕竟还有一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可依，城市居民多多少少还可以借此来减缓推土机前进的步伐。

如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经进化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后一《条例》尽管仍然许多争议，但毕竟让城市征地拆迁更加阳光、规范，并纳入司法保障。但是，同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农民，却连这一点阳光也无法普照，他们破解“被上楼”只能求助于国土部运动式的清查，而不是法律的保障，他们土地上的权利一如既往的贫困。

所以，国土部的运动式清查固然有必要，但更有必要的是必须加快推进集体土地征地拆迁立法，通过立法和司法保障，扩大农民大土地上的权利，让他们有能力与地方政府对话与博弈，他们对集体土地征地拆迁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否则，征地拆迁的最后疯狂将在农村大规模上演，而GDP吃人的悲剧将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