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县短信门”之后，公权堕落还有下跌的空间吗？

                   杨  涛

仅仅15天时间，山西运城市夏县教育局局长吴东强，经历了因举报被刑拘、被“抄家”、取保候审、恢复上班的过程。这一出无妄之灾，只缘于他举报县长的两条短信。这两条短信并没有在民间“病毒式传播”，收信人只是八名市县领导。吴东强认为自己是以党员的名义向上级领导反映违纪问题。短信内容是已在县城广为流传的两件事情——县长李晋学收受粮食局职工为解决财政工资问题集资送给他的20万元；以及在夏县泗交宜林地为其父亲建别墅。（《新世纪周刊》11月17日）

不像重庆彭水秦中飞案、河南王帅诽谤案等案件一样，在媒体刚报道时，官方振振有词地称这些人都涉嫌诽谤罪而拒不悔改，需要我们苦口婆心地为他们上法律常识案，进行普法。夏县这起案件在媒体报道前，真相已经昭然若揭：吴东强举报的粮食局的事，粮食局局长就把20万元退还职工，粮食局局长已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而职工集资20万元由粮食局长交给县长李晋学一事属实;而吴东强被刑事拘留一事，在运城市市委书记过问下，吴东强案件已被撤消，吴本人也取保候审和恢复上班了。

 但这种结果却丝毫没有让我们感到心头洋溢着温暖，反而更加觉得滥用公权的极凶极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夏县这起案件发生前，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类似的案件，举其大端，计有重庆彭水秦中飞案、山西谡山诽谤案、山东曹县诽谤案，到辽宁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进京抓记者案、河南王帅诽谤等等，这其中多数案件在媒体监督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下，当事人无罪释放，其中一部份案件甚至还处理了相关责任人。但是，这些案件完全没有对夏县县长李晋学和公安局长孙宏军产生任何威慑力，他们该抓人照样抓人、该打击报复照样打击报复。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夏县这起案件中，公权的滥用比其他案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向有关领导举报的短信，总是及时而恰到好处地转到了夏县县长李晋学手中，李晋学为了监视举报人吴东强，居然专门亲自安排县公安局局长孙宏军购买监测手机的设备，后来由于设备太贵，改从别的地区借用。为了打击报复吴东强，李晋学可以安排召开了“三长会议”，即当地公安、检察院、法院一把手参与的会议，李晋学在会上可以直接命令先把吴东强拘起来再说。

   为什么，公权的滥用会一次比一次更加穷凶极恶，完全罔顾法律，无视舆论监督？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上，我们会发现，像重庆彭水秦中飞案、河南王帅诽谤案等案件，虽然舆论监督取得局部胜利，但是，舆论监督只是个案上的胜利，舆论不可能深入每一个案件。而且，在我们面前呈现的胜利的舆论监督，占舆论监督的少数，那些胜利的监督只是引发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当事人的命运得以改变，许多案件并没有引起领导重视，当事人一如继往地蒙冤。更重要的在于，一次次的舆论监督，改变了个案，也只是改变了个案而已，根本没有也无法推动制度的改变。在诸多诽谤案出现后，我们的体制根本没有变革，公检法一如既往在地方党政官员控制之下，夏县县长李晋学一如继往地公开召开 “三长会议”进行打击报复。最多小小改变的是，最高检要求“诽谤案”批捕要经过上级检察机关批准，但李晋学打击报复吴东强，根本就不再用诽谤罪，而是用诬告陷害罪，根本不需要经过上级检察机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这不禁让人开始发问，公权如此滥用，如此近乎变态的穷凶极恶，公权还会更加滥用和堕落吗？公权的堕落还有下跌的空间吗？说实话，以我贫乏的想像力，连专门购买设备进行监听，公然召开“三长会议”叫嚣先抓起来再说，并且直到今天还没有对滥用权力的县长和公安局长进行处理，我真想不出有什么样的公权力滥用比这种公权滥用更加堕落。但是，同样，我不能相信我的想像力，因为理智告诉我，如果一次次的诽谤案、打击报复案，不能带来制度上的变革，公民的权利随时可能朝不保夕，公权能随心所欲滥用，我要说：公权堕落一定还有下跌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