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找到尸骨作不诉是法治之福亦是法治之痛

                         杨 涛

刘婷婷在14岁那年“人间蒸发”。她的后妈李梅在接受司法机关调查讯问时，承认因家庭矛盾，伙同男子崇金生杀死了刘婷婷，并将尸体掩埋。然而，在时隔9年之后，警方仍然没有在李梅和崇金生指认的埋尸地点发现被害人遗骸。今年10月18日，因缺乏必要的证据证明两人构成故意杀人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决定对两人做出不起诉决定。（《京华时报》11月2日）

  类似的案件，以前发生过多起，比如说佘祥林案、赵作海案，都在尸体问题上存在争议，只不过，这一次是根本没有找到尸体，而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则是在找到的尸体是否属于被害人问题上存在疑问。按照以往的经验，对于这种涉及人命但又存在疑点的案件，则由政法委来协调，指令检察机关起诉，而法院则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比如判处死缓或者有期徒刑。

     但这一次，北京检察机关却毅然地对两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确实比较罕见，毕竟这是一个涉及人命的案件，毕竟两名犯罪嫌疑人都作了有罪供述。检察机关能有勇气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是受到了赵作海等系列冤错案的影响，但客观上不得不说，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是值得称道的。

    从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我们确定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原则，至今已经整整有14个年头，但是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却并没有真正确定这种现代法治理念。“打击犯罪”的思维仍然主导司法人员头脑，“宁可错杀无辜，不可放过罪犯”的观念仍然像幽灵一样徘徊于审判之中，这才有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王子发等一系列冤错案的发生。而这一次，刘婷婷失踪案，尽管尸骨并没有找到，但是，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承认他们杀害了刘婷婷，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确实也将承受不小的压力，但是，检察机关还是作出了不起诉，这说明他们坚持并实践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等原则，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有了较大的认识，他们身体力行在推进法治的进步。

     然而，我们在称赞这一不起诉是法治的进步的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作出这样的抉择，同样是法治之痛的体现。“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只不过是坚持“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价值观体现，也就是说，为了防止错害无辜，我们有时不得不放过罪犯。实践中，许多作好奸犯科之徒毁尸灭迹的事件数不胜数，找不出尸骨并不表明那些歹徒没有实施犯罪行为。而坚持法治，不过是在当证据不足的时候，我们是在“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而防范冤枉好人，还是在“宁可错杀无辜，不可放过罪犯”而防范放过罪犯的两种价值观上进行选择，选择了前者，表明我们更尊重每一个无辜的人生命、自由，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将不得不放过一些奸恶之徒。

         法治并不是完美的，但是法治是在人类所能创设的制度中相对完美的，选择了法治，意味着我们在接受一些更文明的价值中，又不得不接受它所带来的痛苦。譬如说，在美国号称“世纪审判”的美国著名的橄榄球星辛普森被控谋杀前妻及男友案中，尽管辛普森被宣判为无罪，但根据民意测验显示，80%的民众相信辛普森有罪，这是美国人民接受法治不得汪吞下的苦果。同样，我们在称赞北京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是法治进步时，刘婷婷的亲生母亲高秋红终日以泪洗脸，不停地进行申诉。

如果不意识到法治可能存在的“痛”，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从内心上拥抱法治，从而欣然地认同“无罪推定”之下作出的不起诉是一种进步；如果不意识到法治可能存在的“痛”，我们也就不可能直面这种“痛”，从而尽量地减缓这种“痛”，譬如在刘婷婷案中，警方提高取证能力，尽快获取到尸体的藏身之处和其他证人证言，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