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草案体现了立法上的“宽严相济”

                                    杨  涛

在8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审议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此次刑法修正案，这是1997年中国大规模修订刑法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改，此次修改亮点颇多，譬如在新刑法颁布以来首次提出减少死刑，等等。

 作为落实司法改革的重要步骤，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所呈现的亮点可圈可点，值得解读和评点的地方很多，比如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完善、危险驾驶罪的设立，缓刑中加入社区娇正。但我所能感觉到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在立法和法律上，进一步地贯彻了“宽严相济”的精神和原则，让刑罚更文明、更人道的同时，又更增强了刑罚的威慑力，进一步完善了对社会和人权的保护。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常是在刑事司法领域提出，通常是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它是指司法者在司法实践中，要做宽缓、宽容与严格、严厉相结合协调，做到当宽则宽、应严则严，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宽严有度、宽严审势。“宽严相济”核心是要求司法者在审理案件时，因事、因时、因地、因罪区别对待，强调打击与保障相结合，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对立，充分发挥刑罚有效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秩序的目的。

 事实上，“宽严相济”的政策与精神，不仅可以体现刑事司法上，更应当体现在立法和法律上。一部过于严酷的法律，必然让社会充满残酷氛围，堵塞了一些人悔过自新的机会，甚至让一些铤而走险，不利于社会的和谐；而一部过于轻缓的法律，也无法教育犯罪者本人，无法震慑那些潜在的犯罪者，无法抚慰受害者和维护社会秩序。法律只有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才能在保持刑罚威慑力的同时，又体现人道，给人以出路，让社会更加和谐；而且，只有立法和法律上体现“宽严相济”，司法实践中的的“宽严相济”才不会师出无名，成为无源之水。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充分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与精神。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而此次草案一口气取消了13个罪名的死刑，并且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可谓史无前例，让刑罚向文明和人道上迈进了一步。同时，草案还对未成年人犯罪体现了特有的关怀，草案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 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作为累犯”；以及“坦白从宽”写进刑法，作为法定的从轻情节。这些都体现了立法者的宽容，为图使刑罚更文明、人道和教育、挽救那些可塑性强的人，为他们改进自新铺就道路，从而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体现刑罚的宽容与轻缓的同时，同时又力图保证刑罚应有的震慑力，打击严重的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为社会安全与和谐保驾护航。其一对于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将其从一般违法上升到犯罪，如设立“危险驾驶罪”、“欠薪罪”、“ 买卖器官罪”；其二是对过去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严密法定要件或者放宽法定要件，提高法定刑。如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明确规定了四大要件，并提高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劳动罪等罪的最高法定刑，放宽生产、销售假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罪的构成要件，让司法机关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其三是在刑罚上要求更加严格，比如将数罪并罚最高提至25年，判处缓刑的罪犯必须接受社区娇正，将死缓犯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由原来的“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改为““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