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问题也不能光做减法

                               杨  涛

在中国，有多少种犯罪可以被判处死刑？答案是：68种。这个数字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减少死刑罪名，进而限制使用死刑，学界精英们经年的呼声在第八次刑法大修中将有所体现。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刑法的修改从去年开始进入密集调研期，今年年初形成初步意见，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首肯。在进一步讨论敲定后，有消息称，刑法修改草案可能在8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南方周末》7月23日）

  每次涉及死刑的问题，都会引发专家与民众大碰撞，专家呼吁限制和废除死刑，学者邱兴隆曾说：“我期望明天一早起来，死刑就废除了”；不过，对于许多民众来说，死刑非但不可以废除，而且是少了，应当增加一些死刑罪名。死刑问题，真是情何以堪？

     毫无疑问，限制和废除死刑是符合世界的潮流和文明进步的方向来看。根据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在全世界有95个国家在法律上无条件废除一切死刑。虽然还有58国保有死刑，但2009年只有18国执行死刑，大部分集中在亚洲、中东和北非。而我国总体趋势，也是朝着限制死刑的方向，1979年的刑法，对未成人、孕妇明确规定不适用死刑。1997年刑法修正后，适当地减少了死刑的罪名，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死刑复核权上收于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适用程序上更加严格。

       这次的刑法修正案，对于学者来说，同样是利好的消息，死刑问题上仍然仍然主要体现在做“减法”。这个“减法”体现在又更为严格的限制死刑的适用：一是拟议中的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废除了一些死刑的罪名，例如长期以来很少适用死刑的犯罪，如传授犯罪方法罪，以及从社会危害性等因素考虑不需要适用死刑的犯罪，如部分经济犯罪；二是考虑增加老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

      不过，一个很显然的问题是，死刑问题不能光做“减法”而不做“加法”，死刑限制必须考虑到民意，民意是死刑问题不能无视的重要砝码。这在于，死刑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死刑的存废与民众的社会安全感，与民众的朴素的报应观念，与传统的民俗纠结在一起。无视民意的存在轻易废除死刑，这不符合尊重现代民主的理念。而且，作为政治家而言，民意是政治家争取选票和合法性所在，政治家在考虑死刑的存废上，不可能无视民意的存在。

    当然，在死刑问题上的“加法”并非是指要增加死刑的罪名或者执行处罚的残酷性，而是在限制死刑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完善制度来“罚当其罪”，安抚民意，满足民众的报应心理和限制死刑后对社会治安的担忧。从刑罚的功能来讲，刑罚不仅具有教育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同时也有报应的功能，犯了罪应当受到一定的惩罚，是人之常情；从现有刑法来看，制度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减刑、假释太滥，无期徒刑往往坐12年、死缓往往坐14年就出来了，死刑罪名减少后，如何来威慑犯罪和满足民众的报应心理呢？

     死刑问题上的“加法”，首先应当考虑在死刑罪名减少后，应当适当延长有期徒刑的年限。我们国家的有期徒刑太短，最长才15年，而许多西方国家往往在30年以上，我们国家数罪并罚采取“限制加重”原则，最长才20年，而有些西方国家则是简单相加原则，最长可能达到几百年。我们可以考虑有期徒刑最长25年，而数罪并罚最长30年。而不仅仅是修正案中提及的“适当提高个别情况下严重暴力犯罪数罪并罚后的总刑期，让其超过20年。”

  死刑问题上的“加法”还应当考虑对于无期徒刑、死缓的减刑、假释严格限制问题。许多判处无期徒刑、死缓的罪犯减刑、假释特别随意，有的坐了十多年的牢就出来了，让被害人及其家属寒心。在西方国家，对于一些严重罪犯，就设置有“终身不得假释”规定。我们国家对于一些判处无期徒刑、死缓的罪犯可以设置“终身不得假释”，对于减刑、假释的条件上也应当设置更加严格，特别是对于贪官的减刑、假释；减刑、假释一律应当开庭审理，并且结果要公示于众，接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