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控制规模扼杀律师自由精神

                              杨   涛

北京市将提高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资产数额，以控制律师规模。在5月26日举办的京津沪渝粤司法行政工作年会上，北京市司法局表示，将强化律师日常管理，同时对远郊区县律所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新京报》5月27日）

   此次北京拟控制律师规模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适当提高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资产数额。以前成立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资金最少是30万元，但具体提高的额度尚未出台。二是在律师行业推行劳动合同制，开展参加社会保险检查。不过，更为厉害的“撒手锏”早在今年1月就实行了，那就是要求欲在北京市律师事务所从事实习律师的，需向律协提供人事档案存放于北京市所属人才机构的证明。而北京市所属的人才机构只接受北京户籍人员人事档案的存放，意味着外地户籍人员将无法在京实习。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市司法局所谓的加强管理，特别是不接纳外地人到北京从事实习律师的做法是违法的。因为，《律师法》明文规定“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只要持有法律资格A证者，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自由申请律师执业。而北京市司法局增加的存档限制，实际上是超出律师法对律师执业许可进行规定。而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各省市人大有权设立行政许可，就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也只能设立为期一年的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因此，北京市司法局并没有权力对律师执业行政许可增设条件，这种要求律师实习必须在北京人才机构的证明的规定显然是违法的。

   而且，这种对律师限制的措施，是与律师这个自由职业精神完全相违背。律师与作家、自由撰稿人等许多职业一样，是典型的自由职业者，这种自由职业最典型的特征，律师靠自己的提供的服务养活自己，他可以在共和国领土范围内自由流动，那里需要他提供帮助，就为那里提供法律服务，没有户籍、人事关系、身份的限制。而这种自由职业也为我们的社会增添无穷的活力。因为有了不受地域限制、不依赖体制生活的自由，他们可以发人所不敢发出的声音，可以做一个守法但对违法的政府行为“不服从”的公民，从而推动我们社会进步。如果对律师这种自由职业从地域上限制，实际上逐步在扼杀律师自由职业精神，从而行政权力开始像计划经济一样统管律师的饭碗，进而管制他们的行动与思想，让我们社会缺乏源头活水。

     再说了，所谓的律师规模，根本就不是司法行政部门操心的事情。律师是自由职业，不但意味着律师不需要国家的一分钱，反而每年要掏不少钱给司法局和律协，司法局不养着他们，担心律师的规模，岂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再说了，所谓的律师规模的问题，也是一个市场能自行调节的问题，北京律师多，就是因为北京集中了大量政治、经济、法律资源，各路律师能在这里施展手脚，找到位置，像前几年死刑复核权上收最高法院，北京骤然增加不少律师。如果有一天，北京市场无法容纳这么多律师，北京律师规模自然会降下来。

    不过，历来公权力介入一些不该介入的领域时，总是打着“管理”的旗号，北京市司法局也不例外。但是，真正要防范律师违法乱纪，并不是靠控制规模能实现，而是要做更加细致的工作，加强日常的监督和强化律师的自律。而通过行政权力来控制律师规模的举措，仍然是把视律师为下属，权力在今天法治社会的新环境下，仍然没有从“管治”的思维进化到服务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