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资建立男同性恋酒吧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回归

                        杨 涛

2009年11月，由云南大理市卫生局出资、10多名防艾志愿者负责经营的以同性恋为主体顾客的酒吧即将正式营业，卫生局和志愿者们计划通过酒吧的平台对更多潜在的艾滋病患者进行“同伴教育”。（《新京报》11月29日）

 以往都只是看到，警方对于同性恋卖淫行动的“雷霆打击”，例如南京警方警方捣毁一同性恋卖淫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若干名，杭州警方端掉杭州端掉首个同性卖淫点，抓获在浴室淫乱的40名男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政府为同性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过些什么，因此，当大理市卫生局出资建立以同性恋为主体顾客的酒吧的消息传来，的确反映了我们社会观念在进步，更重要是，它体现了政府对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本位的回归。

  社会对于同性恋这一群体的态度改变是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李银河、王小波他们搞同性恋的调查报告时，遭到一些学者的抨击，而警方也普通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变态而予以打击。只是到近些年，面对艾滋病迅速传播的压力，我们才开始直面同性恋这个特殊的群体，学界也真正承认这一群体的合法性，而一些民间自愿者也在关心这一特殊群体的需求与感受。

但在政府层面上，出资为同性恋提供聚会的场所，大理市卫生局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算是“惊险的一跃”。政府的出面出资，意味着政府在观念上已经完全认可同性恋这个特殊的群体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们是正常人，仅仅是在性取向不同而已。政府出资建立这个酒吧，就是要让这些特殊公民光明正大地进行聚会和交往，而不再像以往一样，在公园的死角和树林的阴暗处，像鬼魅一样出没。

 更重要的是，我必须指出一个重大意义在于，政府出资建立的男同性恋酒吧，是政府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回归。众所周知，政府是由纳税人纳税组成的，政府的职责就是在于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点，大多数公民都很清楚，因此，我们要求政府修桥建路，维护社会治安等等。但是，既然同性恋也是公民，而且为大家所认可的并不违法的特殊公民，那么，政府也应该像照顾老人、小孩、孕妇等特殊群体一样，适当地照顾他们，也应当像工会为大龄青年举办婚姻介绍会一样，关心他们的特殊需求。政府不理会这些特殊公民的需求，并不表明他们的需求会消失，而只是转入地下，就会滋生更多的像杭州、南京一样的同性卖淫场所和团伙。

更重要的是，同性恋特别是男同性恋这个特殊群体，甚至比大龄青年更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务。11月2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同性性行为，它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导致艾滋病传播的同性性行为，绝大多数来自男同性恋者之间。这表明，同性恋更需要安全的性知识，更需要人们对他们进行性安全的教育。如果，任同性恋群体自生自灭，他们不懂相应的性安全知识，不懂艾滋病传播的途径与危害，就不但会危害同性恋公民身体本身，而且会由他们传播到其他公民身上，进而对整个社会公民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无论是考虑到保护同性恋这个特殊群体本身的健康，还是维护全社会公民的健康，政府都有职责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来进行干预，降低传播的可能性，这种干预就包括政府出资建立男同性恋酒吧这种形式对更多潜在的艾滋病患者进行“同伴教育”。

 所以，我们不应当对政府出资的男同性恋酒吧停留在人性化的赞美之中，而应当认识到这不过是一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职责的回归，如此，不仅云南大理市该这样做，而其他各地政府也应当这样做，共同为同性恋这个特殊群体提供更多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