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窃听当纳入司法审查

                      杨 涛

去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这被认为是第二轮司法改革开始的标志。随后，《意见》若干内容陆续见诸报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透露，通过这次司法改革，包括监听、窃听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都能得到明确规定，这些技术侦查措施可以适用于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新华网11月24日）

《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侦查机关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搜 查、扣押物证、书证、鉴 定等侦查措施，而监听、窃听这些技术侦查和秘密技术措施并不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之列。但你因此认为在现实中，公安机关侦查刑事犯罪，不会运用监听、窃听手段，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除了那些遍布商场、马路的探头在监听、窃听我们外，在刑事侦查中，也大量地运用监听、窃听等技术侦查和秘密技术措施。因为，法律的空白并不妨碍公安机关以打击犯罪为名，在实践中购置了大量而先进的监听设备，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并且在大量的案件中运用这些技术手段。

  检察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刑事诉讼法》也没有赋予其享有监听、窃听等权力，而且，检察机关往往也没有相应的监听设备和技术人员。但这并不表明，检察机关没有实际在行使监听、窃听等权力。因为，检察机关在侦查案件时，如果认为需要运用监听、窃听等手段来侦查案件，往往会协调公安、国家安全机关，运用他们的现有设备和技术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听、窃听。

   此次司法改革中，对包括监听、窃听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要作出明确规定，这是一件好事。从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来看，监听、窃听是有效发现犯罪线索和打击犯罪的利器，也为许多国家的警察所使用。在打击犯罪中，包括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中运用监听、窃听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必将让公安、检察机关如虎添翼，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

但是，监听、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被公权力机关滥用，对于公民的隐私权等权利将产生重大的伤害，让公民时刻感觉生活在一个被监听的氛围中，“法律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电影《窃听风暴》中，特工那种无孔不入的监听、窃听，令每个公民都感到震惊和战栗。因此，在法治国家，无不对监听、窃听的条件、适用期限等作出规定，并且，监听、窃听通常都需要法官的批准，将监听、窃听纳入司法审查程序之中。

 在适用监听的条件上， 各国往往将监听适用于重大的犯罪，而对于轻罪不允许进行监听，比如日本规定，监听只适用于四种犯罪：毒品犯罪、涉及枪支的犯罪、有组织杀人罪、集团非法越境罪；在监听的对象上，往往是限定于犯罪嫌疑人，而不能针对普通公民；在监听的期限上，各国往往都有时限规定，比如日本规定一次最长只能授权监听10日，依据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员的请求，可以延长，但总计不能超过30日，德国规定，最长期限是3个月；最重要的是，在监听的批准程序上，各国规定监听要有法官签发的电子监听令状，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可以没有令状下进行监听。

  因此，为了保障公民的隐私权等权利，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仅仅是在法律中赋予公安、检察机关监听、窃听的权力，让他们师出有名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对适用这项权力的条件作出严格的规范，规定监听、窃听的条件、时限、适用对象以及监听、窃听的资料的如何保存与销毁等等，特别是要将监听、窃听的权力纳入司法审查之中，比如规定公安、检察机关要实施监听、窃听必须要由法院批准，或者公安机关实施监听、窃听由检察机关批准，而检察机关实施监听、窃听由法院批准，只有特殊和紧急情况才可以暂时实施，但必须在事后得到批准。只有在授予公安、检察机关监听、窃听的权力同时，对这一权力进行规范特别是纳入司法审查之中，才能保证既有力打击犯罪，又能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