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涛

　　江西瑞金于去年11月推出“陪访制”，即由村级、乡镇干部陪访民去上访，试想以此减低上访数量。但一尴尬事实是，今年一季度接访496件中，陪访仅19件。有干部分析说，这和大多访民不信任乡镇干部，绕开他们上访有关。陪访制在瑞金的最终效果，还需拭目以待。（《新京报》6月26日）

　　我是地地道道的瑞金人，生于斯、长于斯，在我十八岁到四川求学前，我从未离开瑞金一步。按理说，作为一名瑞金人，“家丑不可外扬”，在媒体群起批评瑞金的“陪防制”时，应当像一些朋友规劝我的一样——要尽量为家乡遮遮丑，但我并不想这么做。因为我深知，某些官员的腐败与渎职，比起瑞金市委书记陈晓春在2008年3月3日的信访维稳会上说“干部作风不良、正气不足，工作不作为、乱作为，处事不公平、不公正，引起矛盾，激发民愤”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不整治官场风气与司法腐败，“陪访制”不过是一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

　　1991年8月28日，这个令我经常会在恶梦中惊醒的日子，我的哥哥杨建平在瑞金的原赣东南农贸市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三名歹徒刘志龙（此前该罪犯还到我家抄家）、刘志平、朱开明活活当场打死，当时是上午的十点多钟，围观的人成百上千，并没有任何人出手相救。而事后，公安机关追捕凶犯的不力，让我父亲走上了长年的漫漫上访之路。其中，有凶犯娶妻生子，但公安机关仍然答复是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捕。

　　1996年，在“严打”氛围中，在极为宽松处理的政策承诺下，三名歹徒投案自首，随即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而刘志龙的取保候审金为区区的500元。1997年，瑞金市人民法院以不可思议的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志平有期徒刑三年、朱开明有期徒刑三年半，即使是他们案发时未满十八周岁，有投案自首情节，但如此凶残地当场致人死亡的情节，判处如此轻的刑罚，有辱于任何一个法律人的智商。而刘志龙在审判之时潜逃，直到1999年才在所谓另一场“严打”又给极为宽松处理的政策承诺下，刘志龙再次投案自首，瑞金市人民法院对他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再次让共和国的法律蒙羞。

　　并且，尽管当时我们对这二个判决马上向检察机关提出异议，要求抗诉，令人奇怪的是，办案检察官居然认为这样的判决合法、合理，驳回我们的申请。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针对民事部份提出上诉，因为没有检察机关的抗诉，尽管二审法官认为判决畸轻，也只能在民事部份判决增加五千元的赔偿。

　　此后，我和我的家庭经过无数次石沉大海般的上访，瑞金的国家机关都走过，省、市、县的相关机关也踏破了铁鞋。无数封申诉状，在万幸之中有一封得到当时的一位赣州市领导的批示，赣州市中级法院才指令瑞金市法院重审此案。2001年，瑞金市法院重审改判刘志龙有期徒刑七年，不过，刘志平、朱开明的判决并没有重审，正义并没有如我们所愿实现，但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接近正义的判决，也已经折磨了我们家人十年的光阴，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在上访期间，我们家正常生活被打断，我父亲被从法院调离，还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当时，瑞金并没有“陪访制”，我们没有官员陪访，更重要的是，父亲是胆小的人，他的上访极为克制，始终是在官方能容忍的限度内，并没有到北京一步，一直在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申诉。但是，可以想像的是，如果不是申诉信偶然得到领导的批示，我们的案件连相对正义的判决都是不可求。我时常想，我一个司法工作人员要求得到正义尚且如艰难且不能完全实现，一个普通民众更是难于上青天。我虽然不能说所有的访民的诉求都是合法、合理的，但我想，对于大多数访民，如果不是出于无奈，他们不会一次次远赴异地甚至进京上访，他们不需要什么“陪防制”，只希望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在行政执法、司法中更多的秉公执法、公正司法，不要制造人为的不公正；如果出现了不公正，那就及时在本地消除这些不公正。

　　我家的案子，刑事部份虽然已经了结，三名罪犯已经全部出狱，但民事执行中仍然有5000元没有执行到位，法院的大门已经走了很多遍，如果再没有效果，我们也只能再次向上反映了，在我的亲属上访期间，我不希望有任何人陪访—--因为这种事情本可以在当地顺利解决。如果瑞金的领导有幸看到这篇文章，我还想请领导想想，一条人命的案件，为什么就判处三年、三年半了事，并且可以至今没有人问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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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中国江西网
编　　辑：黄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