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认定亟待建立司法程序

                             杨涛

今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部分上访者及家属称不曾被通知精神鉴定，不过政府手里握有他们的鉴定书。家属反映，政府不经家属同意甚至未通知家人，便送上访者入院，而当事者坚称自己没病，并因此质疑政府限制人身自由。相应医院承认许多“病人”是上访者。而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巨大，若出现越级上访，会受上级处分。（《新京报》12月8日）

 像孙法武一样的上访者当作精神病被政府关押起来的，相信不仅在山东新泰，而且在许多地方存在，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政府机关滥用权力，无视人权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精神病人的认定上，严重缺乏正当程序，缺少中立的司法机关介入，缺乏公开、公正的听证程序，导致正常人当作精神病人随意关押，人权遭到侵犯。

   当前，有关精神病人的问题存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真正需要治疗的精神病人，特别是那些进行过刑事犯罪的精神病人，司法机关和政府是放任不管。《刑法》虽然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实际生活中，有钱或者负责任的家属、监护人会对精神病人看管和医疗，无钱或者不负责任的家属、监护人往往是放任精神病人；政府部门由于经费等等种种原因，往往也疏于对精神病人的监管与强制医疗，这导致一些精神病人由于缺乏看管而重新犯罪，危害社会。所以，每当一些重大案件的发生，律师提出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时，比如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司法机关感到特别为难，民众的心情也很复杂，不做鉴定就是违反法律，但真正做了鉴定，判决无罪无异于放虎归山。

   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并没有患精神病的人，例如上访者，由于缺乏中立的司法机关进行司法程序的认定，因而，往往被一些政府机关甚至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当作精神病强制送往精神病院，而这些没有精神病的人在精神病院度日如年，不但被随意送进精神病院而且还没有正式的申诉程序，欲哭无泪，严重侵犯了他们的人权。

   在国外，对于精神病人的认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由法官通过司法程序来加以认定。例如，在美国，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都是由法官来裁决，主要采取刑事交托监管、民事交托监管，刑事交托监管是指将犯有某种罪行的精神病人，通过刑事审判程序交付精神病院或者精神康复中心监禁；民事交托监管则是根据某人患有精神病并对他人构成危险的判定，由国家对其采取强制拘留或者其他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1981年3月30日下午，美国总统里根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门前遇刺，开枪的是科罗拉多州的一名25岁的失业青年约翰·欣克利。经过7个多星期的审判，陪审团做出了欣克利无罪的裁决，但是，地区法官巴林顿·帕克在宣布被告无罪的同时，判决欣克利应立即送往华盛顿伊丽莎白精神病院。2003年，欣克利曾向法院申请离开居住的精神病院，探视自己的父母，福莱德曼法官在听取了控辩双方以及医疗鉴定机构长达5天的辩论后裁定，允许他外出6天。至今，欣克利仍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通过司法程序来认定精神病人并且作出相关强制医疗的决定，具有两大好处：其一是通过中立、公开的司法程序来认定精神病人，可以避免那些没有患精神病的人被无辜送往精神病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真正危害了社会或者对社会有潜在危害的精神病患者，政府必须承担起监管的责任，避免其对社会产生危害。

  因此，在我们国家，亟待建立精神病人认定的司法程序，所有的已经触犯法律或者对于社会有潜在危害的精神病人，都应当送往法院，由法官通过公开的庭审程序加以认定，而不能由政府机关甚至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自行认定；而所有的被法官认定患有精神病并对社会有潜在危害的精神病患者，都应当送往政府指定的场所强制医疗；精神病患者经过治疗，已经对社会不具有潜在危害后或者那些认为自己受到迫害、不是精神病的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进行听证后，裁决是否可以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