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化的通知措施何以成了嫖娼者的深渊

        杨   涛

从2006年3月1日起，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内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正式实施，将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和百姓生活带来深刻影响。

《南京晨报》2月28日报道了江苏省公安厅法制处副处长张兰青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卖淫嫖娼行为的一个解读：“从3月1日开始，警方在查获卖淫嫖娼违法人员时，一律要对违法人员进行拘留并通知其家人，情节轻微的可以不拘留但要处以500元以下罚款！”这一消息一出来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此举具有积极意义：一是可以预防性病；二是可以预防警察腐败；三是可以保卫婚姻；四是可以满足家庭成员的知情权。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这一规定不仅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而且违背“一事不二罚”原则，使得当事人声誉损害，在亲属面前抬不起头，甚至为此感情破裂、婚姻解体。

要理解这条规定，我们还需先看法律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这条规定并没有说公安机关必须通知嫖娼者的家属，但在第九十七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因此，联系法律整体来看，只要嫖娼都被处以行政拘留，公安机关当然就应当通知其家属。

那么，这么一条规定怎么引起争议呢？原来以往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是这样规定的，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这就说明拘留并不是嫖娼者所受的主要处罚，并且在实践中多是以罚款了事，因此就不存在通知嫖娼的家属问题，而现在拘留是嫖娼者所受的主要处罚，罚款成为了例外，就面临通知家属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以往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根本就没有“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的规定，条例只规定了被拘留者的义务，而没有规定作为公安机关的通知义务，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受拘留处罚的人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拘留所接受处罚。对抗拒执行的，强制执行。之所以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会出现“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的规定，跟下面的事情有关：2003年6月4日下午5时许，李桂芳在四川省金堂县红旗超市偷窃，被城郊派出所民警挡获，经尿液毒品检验，结果呈阳性，经批准，决定依法对李实行强制戒毒。李桂芳曾提出其3岁女儿被反锁在青白江区攀成钢家中，要求先把女儿安顿好，自己再接受强制戒毒，并告诉民警自己姐姐李德芳家的电话号码。金堂县城郊派出所、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当日曾按照李提供的电话号码进行联系，但无人接听，于是两派出所有关民警再未理会重视，最终导致李桂芳三岁女儿李思怡因无人照管而饥饿死亡。此案被媒体揭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发了人们对于警察“人性化”执法的关注，也因此使得“在对违法犯罪的人进行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时必须通知其家属”达成共识。
     如此说来，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的措施，仅仅是其保障被处罚人的权利一种义务，并非是公安机关据以威吓违法犯罪人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被拘留者要求公安机关履行义务的权利。因为，一个人因为违法被拘留后，及时通知其家属，一是有利于方便被拘留人委托他人处理日常事务；二是让其家属是知道他们的去向，不为他们担心，并且可以给他们送生活必需品。这种对于公安机关的义务，纯粹是要求公安机关“人性化”执法的体现。然而，所谓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的“人性化”措施，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情况，对于嫖宿者来说，却是个例外，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让家人知晓，也就不希望警察通知其家属。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一是他们的隐私权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将事情张扬出去；二是可能涉及家庭与婚姻稳定的问题，他们的妻子或其他家庭成员知道他们的违法事实后，家庭往往会出现动荡。现在，公安机关以通知嫖娼者家属作为对嫖娼者的一种威吓或者一种惩罚，那就走向了制定措施的反面，因为作为权利的“通知家属”是可以放弃的。如此看来，一个本来“人性化”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的措施，如今却成为了因嫖娼而被拘留者的深渊，这可能是制定这一条规定时，立法者始料未及的。
    人性化的通知被拘留者家属措施成了嫖娼而被拘留者的深渊，其背后反映了立法的仓促与不成熟。我们先不说公安机关通知嫖娼而被拘留者的家属应不应当，但这样一条引发许多人争议的条款本身就要经过多方讨论，听取民众的意见。立法者完全可以考虑规定，对“嫖娼而被拘留者”是否通知其家属或通知什么人由其自行决定，作为对应当通知被拘留者家属规定的例外。因为法律是体现民众意志的，立法也是一个多方交涉、协商和妥协的结果。然而，我们看到，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样一部对于民众息息相关的法律，还是由公安部主导起草，不可避免的是许多其他方面的意见不能有效吸纳；其次，这样一部重要的法律，也没有像物权法草案、婚姻法草案一样广泛印发交专家和全民讨论，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治安管理处罚法刚颁布，一条不起眼的规定，就引发大的争议，说明当时制定当时讨论得还很不充分。

所以，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能更应当考虑立法制定过程的充分性与民主性，与其让法律仓促出台引发争议重重或者不断地修改，就不如当初慎重制定，让法律更多体现民意民、更具有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