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剑桥七杰”与阆中圣约翰教堂(来自网上)

     十九世纪中后期，大批的传教士以天父的名义，以拯救子民于苦海为己任，用宗教的激情和狂热演绎了许许多多流芳百世的经典故事。这期间，以慕迪（1837—1899年）、戴德生（1832—1905年）等人为代表的信徒，多次在英美的一些院校布道，播下了圣火相传的火种，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学生参与宣教的热潮。尤其是早在1865年就创立了“中国内地会”（后改为“海外基督使团”）的戴德生，在传教中有许多创新的做法，他们不分宗派，超越国界，最大的愿景就是将福音快速传遍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他们要求宣教士在中国都要穿当地传统的服饰甚至扎辫子，经费需要完全依靠信心而从不搞慕捐，将总部设在上海而不是在英伦三岛，是一个真正不分宗派的信心差会，也因此而成为后来如雨后春笋般的众信心差会的典范。戴德生来华开荒布道的宣教鼓动和行为导向，感动了许多英国大学生陆续来华，短短几年使“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就多达近千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宣教团体，在这样的基督教传播热潮的大背景下，便涌现出了盖士利等七位杰出青年，放弃各种优厚待遇和名利诱惑，背负使命，特立独行，毅然踏上了传播圣教薪火的不归之路。
      1、盖士利（William  lassels，字伟良，又名盖伟民，1858年3月11日—1925年11月7日，即威廉·凯巴）188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也是司安仁的学长和好友。毕业后不久就成为圣公会执事（即牧师的辅佐），后被任使命为传教士。1885年来到中国，他先到上海、山西、陕西等地，后携家眷进入四川布道传教，并从此很少离开过这里。1895年10月18日被英国坎伯雷大主教封为圣公会新设华西教区会督（即主教），直到1925年11月7日和15日与其妻玛丽因患伤寒相继在阆中病逝，并合葬于此。（附件二所载时间为“夏初”可能有误）
      2、章悟道（Montague  Beauchamp，1860年4月19日—1939年10月26日，即章必成），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生，男爵之子，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宁肯放弃大笔遗产继承，也不愿放弃在中国的宣教。他于1886年上半年受上海内地会派遣经汉中、广元来阆考察传播基督福音是否具有广泛影响。他先于盖士利踏上阆中这方热土，此后主要在川东北一带传道。足迹曾遍布四川各地。中途两次回到英国（其中一次是为继承爵位）先后作教区牧师和军队牧师。其热爱中国的诚挚深深感动了他的子女，后来也加入到中国内地会虔心布道，1939年10月26日死于其子也是著名的外科医生章爱甫供职的“保宁（阆中）传教站”（章爱甫在阆中边传教边行医，抗战期间曾救治了许多被日机轰炸的平民伤员）。章老牧师（当时教会的中外人士都这样习惯称呼）墓志铭上用英文刻着：“在为上帝和中国服务五十四年后安息了。主关心我，才是最完美的。”
      3、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1861年—1946年）少将之子，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毕业。“七杰”中唯一不是剑桥的毕业生，也是唯一的一名军官，但受戴德生影响最深。后来还接替戴的工作成为中国内地会第二任负责人。据说正当他选择宣教场地时，戴德生的小册子深深感动了他：“中国三亿八千五百万人民在死荫幽谷中，没有机会接触福音，回头想想我们元帅的命令，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面对成群走向死亡的人还能袖手旁观吗？”中国便从此成为他的负担（圣职之责）。主要在陕西传教，他曾在中国居住了六十多年，抗战期间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返回英国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5月在伦敦去世。
      4、司安仁（Stanley  Smith，1861年—1931年，即司米德）普顿和三一学院毕业，著名外科医生的儿子，热爱网球、游泳、骑车，曾是圣三一学院划艇队队长。到中国后被派到华北不久即能用流利的中文讲道，直到1931年1月31日在苏州逝世前一天晚上，还在事主讲道，实现了他到中国宣教“将自己全部奉献给主、生命才有意义”的夙愿。
      5、施达德（Charles  Thomas  Studd，1860年—1931年）出身于贵胄之家，伊顿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生，曾是剑桥板球队队长，英国著名的板球手，在当时知名度最高（相当于今天美国NBA的乔丹），所以当他决定放弃板球到中国传教时曾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认为自己应毫不犹豫地按照神的旨意，将对板球的专注全部转移到基督身上。到达中国后主要在山西等地传道。1894年因健康原因举家迁回英国，但后来圣灵又催迫他到印度、非洲传播福音，并成立环球福音差会（非洲心脏差会），协助更多的人前往非州禾场收割。“剑桥七杰”前往中国大陆后，亲友们的祷告活动也是在乐善好施的施母豪宅中定期举行的。
      6、宝耀庭（Ceeil  Polhill-Tuemer，1860年—1938年，即西瑟·瑞纳）毕业于伊顿书院，家中排行老二，与排行老三的阿瑟·瑞纳是两兄弟，父亲是陆军上校，本人是骑兵中尉，又得过足球奖章，自从参加“中国宣教士聚会”后便决意要来中国传教，毅然放弃了升迁的机会，婉言谢绝了长辈的劝导，远征中国山西，后又深入到四川、西藏等地传教。1892年他和妻子在暴乱中几乎被杀。1900年因健康不佳回国，1938年在英格兰去世。
      7、宝阿瑟（Arthue  Polhill-Tuemer，1862年—1935年，即阿瑟·瑞纳）于1888年被按立为牧师（当时英国的传统，二子要当骑兵，三子则作家庭牧师）。据说也是“七杰”中第一个募召到中国的，一直在四川藏区传教，他所到之处都力求深入到农村基层或定居在穷乡僻壤，以期让更多的人接受传道。庚子之乱也没有离开，直到1928年退休后才回到英国，1935年去世。
      这就是近代基督教宣教运动中闻名中外的“剑桥七杰”团队。当这七人出于信仰，决定前往中国，传播福音并帮助遭受苦难于火海的他人时，英国各地纷纷召开盛大的欢送会，宗教活动与学生志愿运动相辅相成，推波助澜，迅速掀起了一场风起云涌的基督教学生宣教运动。他们认为凡是人格高尚和思想深遂的人，就必然要对人的存在予以终极关怀，于是纷纷从内心里祈求：“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并发誓“在这一代要将福音传遍世界”的自愿宣教口号，从而成为了十九世纪后期基督教传教运动的重大事件之一，盖士利等人也成为了宗教名人。这期间他们的事迹很快被一位叫海便雅悯的人（即戴德生的妹夫）编写成《一队宣教士》小册子，这也是第一本系统推介“剑桥七杰”的文字读物，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读后也为之动容（迄今至少已有《穿过针眼的骆驼：剑桥七杰的故事》等五、六种专门的传记读物，大陆至今尚无一种版本问世）。这七位杰出青年不仅有六位毕业于剑桥大学，有两位是前途无限的运动健将，而且都是才华横溢的高材生，他们都是有重生经历的基督徒，甘愿放弃今生的名利、现实的享受和美好的前途，而踏上前往遥远中国的艰辛道路。
      在施达德兄弟的资助下，他们于1885年2月5日离开伦敦，扬帆远航于3月18日抵达上海，在上海内地会的帮助下，又集中进行了短期的中文培训，其中大部分人辗转到山西后便分赴四面八方，从此开始了他们开荒布道的人生旅程。“他们从伦敦远赴中国的行动，大大震撼了那个时代，甚至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影响仍不稍减退。”（《基督教历史人物传：震撼时代的七位宣教士》）

（二）

      “剑桥七杰”中年龄最大也是最先蒙召返回天国的、便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西部第一位大主教盖士利。盖氏的父母早先在葡萄牙经商赚得无数的财富，共生养了十三个子女，其中盖士利在七个男孩中排行第六。十一岁时盖士利的父亲病逝后他们举家迁回英国。当还不满二十七岁的盖士利决定远赴中国宣教时，其时六个兄弟都已出国，盖氏母亲为劝阻盖士利亲自拜访了戴德生，请求他不要接受盖士利的申请。这位内地会的大家长表示未得到她的完全支持前，不会鼓励盖士利走上这条路。谁知几天之后戴德生收到盖母的来信，称决心不做一个好儿子的坏妈妈，要全心支持儿子的奉献。盖母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也写道：“愿神不轻看我将奉献上的那点信心，而常在施恩的宝座前相遇。”后来这封送别的家书伴随盖士利珍藏终身。
      盖士利来到中国大陆后，先在上海内地会、山西平阳等地事主，1887年10月4日与英国富家子女玛丽·劳莎·里根在上海结婚（有资料称，玛丽也是1885年随盖士利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位女性）。此后继续在陕西、山西、四川等传教，后被差遣到当时的川北重镇保宁府（今阆中市）布道。由于宣教活动在英美等地的持续影响，加之“剑桥七杰”的率先垂范，在1900年前后便有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籍人员在保宁府传教、行医、游历，居住时间较久者已多达三十余人[据资料载，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阆中当时仅有33.48万人，7.85万户]。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药、教育、文化、科技等，让这个嘉陵江边的古城仿佛在一夜之间打开了睁眼看世界的天窗。奎宁药片、珐琅器、风琴、棒球运动、邮政通信、电报、柴油发电机、乃至汽车等等，几乎每天都让人在眼花缭乱和惊奇愕然中度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外国传教士汇集到这个日渐式微的古城来，其背后所承载的大量信息至今却仍无人诠释，这期间以至此后对当地风气教化影响究竟有多深远也无人解读。但它所隐含的哲理却再次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历史的延续植根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而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因此只要有信仰存在，这个民族才可能立于世界之林。小至一个地域，大到一个国家，古往今来，概莫例外。
      由于历史的误区和史料的或缺，基督教究竟何时进入川北重镇阆中的，现有记载多为光绪十年至光绪十四年（1885年—1989年），显然此说与盖氏到阆中的时间多有混淆。有的甚至干脆说：“（基督教）光绪14年（1889年）传入阆中，初来者为英国人盖士利”（见《名城阆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目前能考证到盖氏来阆的最早记录，应该是在1886年圣诞节“第一次访问保宁”。但客观而言，盖氏并非最早进入到内地阆中传播基督教的人。“1641年，葡萄牙人安文思来到成都协助利类思传教（安经澳门到杭州，后又来成都）……对利类思帮助很大，两人从此开始了长达36年的友谊。除成都外，他们还相继在阆中和重庆建立教堂布施传教，并向川内其它地区发展”（唐建：《最早入川的传教士》）。据考，“英国伦敦会的牧师杨格非和大英圣经公会的伟力，于1868年（同治七年）经湖北进入四川，遍游全省，对各城市进行考察，将沿途情形汇报到英国各差会及在华传教士，这一次长途调查，行程九千里，走过西人从未走过的地方，为基督教进入四川打开了大门。从此，到1949年12月止，先后入川的传教士共计1808人，传教士人数在全国排名第四位，其中来自英美加的传教士占全体传教士的93%。”（王怡：《基督教在四川的历史要略》）
      1888年（光绪十四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郝司布受浙江圣公会派遣来川调查教会情况，返浙后又于1892年率男女传教士共15人第二次入川，时成都已有“内地会”、“美以美会”、“浸礼会”等。见此情况，他们只好赴绵阳一带活动。直到1895年，英国圣公会差会决定，将川东、川西布道区合并成“圣公会华西教区”，并任命盖士利为会督（即主教），直到1936年夏又分为川东、川西两个教区。
      盖士利、章悟道等基督教徒在传教期间，做了大量的慈善公益事业。1892年，阆中已有了传教士开办的西医门诊所及药房（雷文景《启尔德在1892年开创了成都西药历史》：“基督教新人侃莫与美国人马嘉礼在四川阆中开办了诊所及药房”）；1893年圣诞节，盖士利在阆中郎家拐街46号奉献“三一堂”；1895年在靠近巴中县的千佛场建女子初级小学一所；1896年在原郎家拐街开办的西医门诊基础上，迁址到临济堂街开办仁济医院（现阆中市人民医院前身），事因系1895年传教士华福南之妻来阆看望英籍传教士后，主动提出并捐赠400英磅购置临济堂街土地两亩和房屋数间，兴建仁济医院，同年底在临济堂街3号挂牌营业；1897年上海内地会派英国人潘维廉（译音）携眷来阆管理“仁济医院”。该院为英国基督教上海内地会直接管辖，它也是英国基督教在内地创办的四所综合性医院之一（其它三所分别在河南开封、甘肃兰州、云南大理）。该院自创办到1950年，历任八届院长皆为英国人，他们的中文名字分别是：潘维廉、李广仁、罗伍思、章爱甫、郭建侯、裴存德、童理明、马德启。1898年又在临济堂街创立“天道学校”，这也是基督教在四川设立的第一个神学院（后于1944年并入重庆神学院）；1887—1901年分别开办华英高等小学堂（盖亲自任校长）、华英女子学校各一所，实行七年制教育，后又引进注重个性差异开发的道尔顿制教学；1902年前后陆续在唐清坝、白庙场、凉水井、解元场、老观场等地建福音堂； 1904年由澳大利亚女传教士贝永光，在阆中千佛场一代传教行医并收养被遗弃的女童，兴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孤儿院（取名为千佛场圣公会福音孤儿院），收养人数最多时达二百余人（该院直到1951年才停办）；1906年由盖士利按立阆中教会古鹤龄为四川第一个中国籍牧师；1908年筹建全省最大的圣约翰教堂。与此同时，盖氏还于1911年在成都修建教堂，建辅仁学社；在达县建保罗中学；开英文查经班；设德育讲堂，并设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课程，讲授完全用英语。直到文革前阆中圣约翰教堂旁的东侧平房还分别于六五年、六六年召收了两个年级两个班的小学生，文革中才并入当时的反帝路（即郎家拐街）小学校（该校亦为教会产权）。
      阆中作为东川教区所在地，圣约翰堂亦成为东川教区总堂，当时辖七个联区，二十二个牧区，总领川北、川东包括重庆在内的三十多个县、市教会活动，共有教堂119所、教徒4918人。现存于世的圣约翰教堂（俗称福音堂）是盖氏在民国之初主持修建的一座气势恢宏的哥特式建筑，因时局动荡，举步维艰，从谋划筹措到竣工使用曾历时十余年（详见附件二）。该教堂由澳大利亚籍建筑师饶哲夫精心设计，当时占地近五十亩，附有菜园、花圃、水井、墓地、藏书室等。建筑面积超过二千平方米，可同时容纳近二千名信徒礼拜，屋顶呈东西向十字架造型，其特殊的粘贴筒瓦屋顶造型别致、工艺奇巧。木质门窗、形拱中空、图案玲珑。内堂空旷明亮、殿堂前两旁壁墙镶嵌有“祷文”、“十戒”的大理石碑文。文革前教堂四周所有窗户的彩色皱纹玻璃几乎完好无损，凡前来膜拜的无不仰视其似真似幻、恍如五彩云霞的上空，让这些本来自古就信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芸芸众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主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该教堂也是目前国内历史较早、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好的圣约翰大教堂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任悉尼大主教的莫如德（H.W.K.Mowll  又名莫尔立，英籍），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之父鲁季璋等人都是从这座教会（学校）辗转上海内地会而走向世界历史舞台的。
      当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也即是初期全球化时代之后，以传播普世价值观为己任的基督福音宣教也成了全人类的事业，正如德国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在他有关中国的书信中所说：“我认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壮举。它不仅有利于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传播，亦将大大地促进人类的普遍进步，以及科学与艺术在欧洲与中国的同时发展。这是光明的开始，一下子就可完成数千年的工作。将他们（中国）的知识带到这儿，将我们的介绍给他们，两方的知识就会成倍的增长。这是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伟大的事情。”（李文潮、H·波塞尔编：《莱布尼茨与中国》）

（三）

      十九世纪后期当历史的板块即将碰撞时，中国大地也正在经历一场风雨如晦的洗礼，清王朝气数将尽，改良维新的火种此起彼伏，潮涨潮落的波涛同样拍打远离政治漩涡的古城阆中，小城的每一个生灵都感受到生存的严峻和煎熬的痛苦。在冰冷而又盲然的现实中靠什么抚慰惊恐的灵魂，到哪里寻求能温暖躯体的精神烛光，这时候基督教以一种超现实的强大穿透力，在宣教士坚毅、狂热、不乏殉道精神的执着追求中，以新旧约全书为经典，以博爱仁慈为宗旨，踏着西学东渐的旋律，象普罗米修斯点燃西方文明圣火一样，让这块古老的大地也开始了现代文明的启蒙。在这种意义上讲，当时位于西部内陆一隅的保宁府（阆中），在开放与变革中远没有今天的差距悬殊，信仰、人权、博爱、自由、公平、志愿精神等西方文明的精华不仅在这里延续了人类的文明薪火，也成为了照亮新世纪的曙光。诚如历史学家所说：“蜜蜂本身是觅食，但它却传播了花粉”。这不仅让我们有必要重新客观、公正审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在朝代更替时期的历史绩效，而且还应深层次认识宗教在引导人们回归精神家园、寻找迷失自我（特别是在经济高速接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中的特殊功能。
      人的一生需要有许多东西不断去填补，而宗教信仰就是其它任何物质所不能替代的精神填充剂，一旦缺失，灵魂将会出现锈蚀、空洞，甚至消逝湮灭。如今，重新徜徉在古城阆中圣约翰教堂，虽然没有了唱诗班的旋律，没有了公墓的肃然氛围，也没有了教堂门窗上的华丽彩玻，甚至也没有了那种弥漫于空气中特有的宁静和清醇，但，总还是有挡不住的脚步，不断前往找寻灵魂栖息的静地、找寻精神慰藉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