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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访谈

(2012-03-12 19: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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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

校庆

校友

访谈

杂谈

分类: 教育

校友访谈 

 

按:201255,将迎来南通大学百年校庆。下面是我作为校友接受校庆工作人员的采访。

 

一、您是什么时期在母校就读的,在学校期间担任过什么职务,获得过什么奖项以及参加过哪些活动?

答: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也就是七七届,19783月份入学,198012月毕业。

二、请问您是何时毕业的?毕业的时候,您的就业选择是如何做出的?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答:我是198012月毕业的,19811月工作。我们当时都是统一分配的,自己的选择余地很小,就业的方式与现在根本不一样,毕业时就有报到证。我是海安人,就到海安教育局报到,再进行二次分配,我就被分到我原先就读的中学,海安县西场中学。当年如无特殊情况,都是回家乡工作,由于文革时中断了师范生的培养,学校普遍师资匮乏,许多同学都与我一样,回到家乡的学校。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当时“就业选择”时的心情与想法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我就得下乡插队,能考上大学,顺利毕业工作已经很幸运了。我的许多同学都来自农村,不少人上学前已经结婚生子,是正而八经的农民,他们以为这辈子就与土地打交道,没想到还能上大学,变成城市户口,变成国家干部(当年老师的性质属于国家干部),真的非常满足。而且大家分配得都差不多,没什么可比较的,所以自主性的想法很少。

三、请您谈谈这些年来您在工作中的主要经历吧。您对未来有何打算呢?

答:我在西场中学工作了四年,然后脱产进修两年,进修后调到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工作,一直到2001年。2002年到江苏省文联工作,2009年再调到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我的工作和研究也就分成两个阶段,在学校工作期间,我主要从事教学、教育科研,同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到文联、作协工作后,主要以文学批评为主,同时仍然进行语文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我的工作与学术就是这样的两栖性,以后可能还是如此。

四、这些年来,您在工作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在您看来,无论在各方面能力上,还是在做人做事的态度上,母校的求学经历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参加工作已经三十年了,感受很多,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感受也不一样。如果说到最大,大概就是要不断学习,始终保持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我入学是在1978年,当时,南通师专复办不久,高校恢复招生的前几届都有老三届的学生,像我这样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很少,老三届年龄都不小,我的同坐比我大十四岁。老师也是归队不久,许多老师是从中学选调上来的。因此,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非常珍惜,都想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都拼命地学习。老实做人,勤奋学习是母校对我最大的教益和影响。

五、从您个人的角度,能否简要的概括一下母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呢?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答:我们就读时学校才复办,三十年来,学校发生的变化可以说翻天覆地,当时的大学教育百废待兴,一切都在恢复和探索之中。系科与专业设置与现在都不一样,还很难说已经有什么培养模式。但有一点我的体会很深,就是中文系非常注重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形成。我的科研能力就是在学校学习时打下的基础。不管是科研能力和教学实践能力,都是要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知识的和内化。当时的高等教育还在恢复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非常大,市场经济还没形成,还是在计划时代,学生的出口很窄,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但相对地,人体感受到的压力也小,没有什么就业的焦虑。在校期间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而且很早就进入研究状态,不少同学在校期间就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相当层次的文学作品。学生们经常找老师指导,确定课题。资料少,就发动大家想办法找,想办法借,然后刻写、油印。兴趣相近的同学成立了学习小组,写好了论文在小组里交流,相互修改。晚自习的时间就搞模拟课堂,因为不少老三届的学生当过民办教师和代课老师,就让他们上示范课,大家讨论,请老师评课。

六、您对本专业(中文)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毕业生就业预测如何?针对当下大学生就业压力大的问题,您有何建议呢?

答:中文是应用很广的学科,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学习、研究、应用中文的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中文本身也在发展变化,在世界范围内,每年以中文写成的作品都是海量的……所以,我对中文专业的发展一直是有信心的。中文是一个经典的又是生机勃勃的学科,在中国,我们以选择和从事母语专业而自豪。每一个中文学科的毕业生都要尽量学能所用,并且积极地影响社会,充分发挥中文的作用,为母语的发展做出贡献。对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应该全面地看待,其实,这里面的压力有相当大的程度是自己加上去的,是自我的期望,是财富与成功的焦虑。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人生的选择有多种,也有许多的阶段,我们可以先求其有,再求其优。

七、您如何看待研究生的学术能力、专业实践能力以及其他(比如交际能力、合作能力)能力的关系?

答:社会的发展给人才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学生的学习,能力的提高一定要与社会的需求相结合,否则能力再多,再强,也是屠龙之技。能力之间也并无壁垒,更无根本的冲突,特别是对研究生层次的学生来说对自己的能力发展更应有自觉的认识。比如交际的能力、合作的能力的提高同时就取决于你的学术与专业实践,如果对合作、交往没有相当的认识,甚至研究,那么能力的提高也会受限制。特别是对一个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你在合作与交往上更应该胜人一筹,什么样的合作与交往不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呢?中文的语言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它可以为合作交往创造多么美妙的境界。反过来说,学术能力、专业实践也包含着合作与交际,在现代社会,已经很少有人在封闭的书斋进行学术研究与专业实践了,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都是交往与合作的产物,通过合作与交往获得资源,展示价值,实现成果。所以,首先要对能力、能力间的关系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建立科学的人才观、能力观,才会有正确的、具有效率的能力培养与能力训练,也才能事半功倍,相互借力。

八、近年来,学校和学院进行了较多的教学改革。(2009年,南通大学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研究生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文学院正在积极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对母校的改革和所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母校的办学规模、办学层次一直在提高,在发展,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影响与地位都在不断提升,与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这是让每个校友都高兴而自豪的事情,相信学校和文学院的每一项改革都会成果卓著。

九、您对本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有何看法?比如,您认为对于本专业的毕业生而言,哪些方面的能力是尤为重要的,哪些能力的培养在我们过去的教学中被忽视了,等等。 

答:现在的院系与专业和我们上大学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的专业其知识与能力构成不同,要求也不同。我当年学的是中文师范,而且知道毕业后肯定会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所以,心无旁鹜,目标明确,希望在自己对教师专业的理解下学好应有的知识,培养应有的能力。后来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对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做好一个老师,首先要热爱这个职业,养成这个职业所需要的职业人格,要有教育民主的理念,要与社会一起进步和成长,要有教育教学上的敏感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教师的职业人格应有的内涵,它比教学上的技能要重要得多。

而对一个语文老师来说,要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就是要将学生视为拥有自己的语文生活与自主语言能力的能主动学习从而获得后天语言发展的人,教学要围绕他的能力的开发度与语文生活的幸福度来设计,让他享受语文,发现自己的语文能力。要将提高或保证学生一生的语文生活质量纳入语文教育的目标之中。

一个语文老师要将语文教学视为一个语文主体自我成长的过程,必须让他回到与生活的多方面的语文联系之中,保持语文的源头活水。尽量多地利用生活本身的语文元素,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将语文看成一种生活。

一个语文老师首先要懂母语,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懂汉语。语文教师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最好使自己成为一个语言学家或半个语言学家。不懂汉语而去教汉语是令人奇怪的。我在长期的语文教学与管理工作中发现,许多人其实不适合教语文的,这与他是否敬业勤奋无关,而是说他首先不懂得汉语,二是在语言上没有感觉,语言在他那里仅仅是个工具,这不行。我们有许多学生有着天生的语言敏感,悟性很高,但可能就被不懂语文的语文老师给扼杀了。

十、对于即将到来的母校的百年华诞,请问您有哪些期望?

答:百年华诞将是一个承载光荣与梦想的盛典,希望它是母校成就的全面展示,是学校精神的一次生动彰显,必将再次提升学校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并且创造新的办学途径与发展机遇。它也将我们校友带来温情、自豪、鼓舞和荣耀。

十一、能说说在学校就读时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吗?

答:在母校的学习生活是我一直珍藏的美好时光。当年的中文系主任是陆文蔚先生。他的专业是现代汉语修辞,因为我的兴趣不在这方面,所以对他的学术造诣不能妄评。他是一个好老师,一个把学生的学习、生活时刻放在心上的老师。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所以老师对我都比较照顾。陆老师几乎每个星期都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问我学习上有什么困难,要看什么书,都在写什么文章,知道我发表了作品,他比自己发表还要高兴,一定要我拿去给他看。毕业后虽然工作变动了好几个地方,但我都一直保持着与陆老师的联系。那时候最缺的就是书,在乡下根本买不到书,他每次来信就问要什么书,并且为我们考虑说不要什么书都买,工资低,要结婚,养家,钱要省着点,要买书就买经典,买工具书,买留得下来的,或者手边常常要用的书。我现在家里的好多书都是陆老师当年帮我买的。他到哪里出差,都先给学生打个电话,如果学生家里好住,他就不去住宾馆,为的是方便与学生说话,当年在如皋,一开始我们的宿舍很小,也就一室一厅,他还是宁愿和我们挤在一起,晚上就睡在我们家客厅的沙发上,说什么也不肯睡到房间去,师生秉烛夜谈的场景于今想来还如在昨天。

我的班主任是石耀老师,他当时才二十多岁,还没结婚,所以在班上说到这类话题就会脸红。他非常关心我们,自己的学习也抓得很紧,上课的时候他常常坐在我们后面,笔记记得比学生还认真。后来他到地方工作,还是一直保持着与他当年学生们的联系,我毕业后经常到他那里去,去了就住在他宿舍里。

    当年的老师都是这样,他们不仅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关心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毕业了,他们还是把我们放在心上,再如周溶泉老师、徐应佩老师、吴功正老师,他们被称为中文系的三驾马车,在学界享有盛名,是我们学生崇拜追随的对象。周老师的浪漫,徐老师的严谨,吴老师的激情,只要听过他们课的学生没有一个不被他们所征服。他们一点架子都没有,虽然教学、科研任务很重,但对学生可以说有求必应,借书,指导、批改文章,当年在校学生很快地进入研究状态,与他们的引领示范和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我在校期间就发表了古典诗词鉴赏和《红楼梦》研究的论文,这些起步都曾得到他们的指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转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也曾得到他们的鼓励,交流一直没断。这样的老师是令人尊敬的,当然让我们终生难忘。我几乎记得所有的老师,包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食堂的师傅。

    一些老师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的精神与学识永远是学校的财富。我很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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