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会时常想起我的日本朋友秀二，有时候仿佛感觉他还在细胞房千篇一律地做着transfection。

 

其实不只是我会想起他，实验室里还有很多人也和我一样。有一次瓦尔向一个新来的职员解释细胞房近来发生的情况，并且告诉她以后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包括什么时候要把超静台的挡板关上之类的。没想到瓦尔竟然说，以前秀二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他总是工作得比较晚，所以很多善后的工作都是他做的，他是个很可靠的人。当时秀二已经回日本好几个月了，当我听到瓦尔说出这样的话，着实有点惊讶。

 

秀二在日本时就是个儿科医生，在日本那样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早已习惯了早出晚归的作息时间。所以他来到我们实验室后，早晨七点多开始工作，晚上七点回家，照他的话说，已经是很轻松很享受了。他为了能在英国做出尽量多的实验数据，周末也来加班，但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悠闲的生活。他的妻子由美子有时候会在周末到秀二的办公室做英文课的作业，然后两人一起回家。

 

秀二说话做事慢条斯理，不愠不火，对人礼貌而真诚，透着一股少年老成的样子。我估计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面对的患者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他们被病痛缠身，死亡也很可能近在咫尺，所以他可能每天都要准备好从心理上去承受这样的压力和痛苦的折磨吧。记得他有两次对我和鹏说自己老啦，老啦，潜台词是说，你们还太小啊，经历的太少。每当那个时候，我只能微笑地看着他，然后转移话题。

 

秀二在实验室同行们的眼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绅士。（先别急，在英国，人们说起东方文化，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除非他正在和一个中国人讨论文化问题。虽然心有不服，但这不能去怨谁。）他对人人敬畏的大医生大教授不卑不亢，讲他的实验和在日本行医的经历；他和年长的老技术员阿姨们聊天谈心；他和实验室的年轻人聊足球，看比赛，激动起来丝毫不亚于苏格兰球迷；他和我们几个亚洲人聊他在日本的生活，说他对日本高强度生活节奏和对社会风气的厌恶。他还是一个极好的听众，有一次他看出来我心情很糟，就带我到外面的长椅上晒太阳，听我哭，听我絮絮叨叨，然后讲他自己的经历来开导我。他在实验室的半年里，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敬业的印象和温暖的感觉。

 

在他临走前，大家为他们夫妇准备了礼物。一对儿爱丁堡水晶玻璃杯（Edinburgh crystal是这里的特产），一张裱好的Calton Hill的黑白照片——他们夫妇租的房子就在这座山的山脚下。秀二捧着礼物连声感谢，笑着说他和由美子回家后一定会常常对着这张照片抱头痛哭的。另外还有一个球迷同事拿出一件绿色的球衣，是苏格兰某个球队的队服，上面还有某个苏格兰闻名的球星的签名——好一个特别的礼物呢，估计光是那个签名就费了一番工夫！秀二高兴地拿起来就往身上穿，只听在座的苏格兰球迷阿姨们嘘声四起，显然这个礼物有点恶作剧的效果，不过他还是穿上了，笑弯了腰。

 

后来秀二因为写论文和发表文章的事情又回来过两次，可惜由美子没有陪同。今年新年时我们还收到了秀二从日本寄来的贺卡，送给我的是一张很精致的樱花卡。他每次回来，实验室的人都抓紧时间问他是否有机会一起喝杯咖啡，去Pub喝酒，或者去饭店吃饭。估计他每天的休闲时间都已经排满了吧。他临走前还说他下次再回来的时间，不过那时我已经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