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政治的态度

1929年胡适在《新月》二卷二期上发表《人权与约法》，要求“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制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他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一文中说：“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制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

他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说：“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

他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说：“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1931年，他在致李石曾的一封信中说：“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这并非鄙薄实际政治，只是人各有能有不能。我自有我自己的工作，为己为人都比较有益，故不愿抛弃了我自己的工作来干实际的政治。”

1933年3月，汪精卫致信胡适，请他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在回信中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在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他表示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