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谋杀名人的三种主要模式

董桄福

研读历史，放眼当下，发现中国文化中有三种最主要的谋杀名人模式。简述如下，以供杀人者和被杀者参考。杀人者看看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方式，被杀者以此为鉴避免被杀。

第一种：

将肉体消灭，直接就不存在了，任你多拽（音“zhuai”，昆明方言，意指了不起，稍含贬义，但是如果当面对人讲，就是赞扬），肉体不存，精神焉附，才华焉附，贡献焉附。这种死当然是最彻底的。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主要例证是帝王执行天赋皇权：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古代这种案子之多就是一部大历史了。岳飞是这样死的，李公朴、闻一多就是这样死的。文革期间，这样的消灭战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数据早已说不清了。

在中国，这种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使用的频率在减少，但是仍然很多。司法的很多错案不排除这种状况，无论你有多少道理，先将之执行了再说。反正第一：中国人的命便宜，第二，执行者已经报了所谓“恶仇”。

反正，中国人中像耶稣一样可以复活的人不多。

死了，那便是消灭了，消灭了，那也便是死了。

所以我们的文化中修理人的最高的语言并非是“他妈的”，而是“找死”。

第二种：

从名誉上搞臭，这样一来，任你曾经如何有名有权有成就，现在也是臭皮匠一个，再也耍不了威风，耍不了大牌，牛鬼蛇神，奸臣乱党的随意安置一个名称，就算完了。至于理由，三个字：莫须有。就是也许有，也许没有。古代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现代流行的民谣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你惟一能采取的对策就是不服不行。古代的例子就不讲了，现在的陈凯歌算一个吧，任他拍摄过多么棒的电影，任他怎样影响了中国百年电影的进程，任他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多大贡献……今天，他没有选好剧本，上了年轻人的当，那《无极》的小说本子本来就不是什么东西。现在电影出来，果然不好，这下就惨了，什么鸟都抓紧时间在他斗上拉屎，全然忘记了过去的所有好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谋杀方式：大众的力量。所用武器，媒体和口水，现在多了网络。

其实，这种例子太多，中国多少企业家不是在这种谋杀方式中倒下了，只要你名声大了，收入多了，肯定要触痛很多人的仇富妒强的心理，于是，有多少眼睛，多少愤怒，随时整装待发。毕竟不是神啊，哪能没有错了，只要用心，找到只是时间问题。将事态扩大也只是程度问题。

中国人的评判标准是这样的：

一个人做了十件事，前面九件做错了，这个人当然是坏人，要是最后一件好了，那么评价就是：本质上还是好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以前我们都误解他了。于是冰释前嫌，皆大欢喜，既往不咎。

相反，一个人要是前面做了九件好事，这个人当然是好人，但是如果最后一件做砸了，那么评价就是这样的：原来这家伙以前都是装的，骨子里原来不行啊，这种阴谋家才可恶。于是乎全国人们奋起声讨，恨不能寝其皮，食其肉，饮其血。必搞垮而后快。

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就对么？

曾经，武侠大宗师金庸名声显赫，现在也开始有人骂了，而且渐渐激烈，是否想采取这种方式劫杀他。

余秋雨先生一样曾经洛阳纸贵，开创文化大散文先河，更是在后来遭遇杀手非杀手的专业或者不太专业的劫杀，现在也是伤痕累累了。

刘晓庆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经面对过怎样的尴尬状况……

中国大部分人的量才标准是：我喜欢则奉之为神，我讨厌则毁之为魔。奉之为神则失去自我的顶礼膜拜，视之为魔则唯我独尊的尽情杀伐。

    第三种：

从经济上整垮：无论如何，钱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多人拼命想当官为宦，那么多人想成名成家，从最内在的心理需求分析，赚钱恐怕是最重要的动因。当大官则可成大贪，做名人则可赚大钱。钱的后面可以体现生活的丰富多彩。一辈子赚钱的多少是人生试卷上的一个考试分数啊。

整垮一个人当然就要将其经济来源彻底断绝。比如开除公职，为什么那么多人怕，因为这意味着的实际内涵是断绝工资，公职大家可以不在乎，那是做牛做马的工作，不干了才爽呢。问题是，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领工资的地方，经济断绝，生活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所以，这是最可怕的一种方式。

不过，这种方式是与前一种息息相关的，名誉搞臭，基本上也就意味着经济要走下坡路了。比如，将一个演员搞臭了，估计找她拍摄电影的导演也就会减少，收入自然就下降。将一个导演的名声搞臭，为其投资埋单的制片人也就会减少，收入自然受到影响。

也难怪：“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就是古训。

得道的庄子才会训诫说：还是做弯木头好，笔直的一定短命，无用的才尽天年啊！

哈哈，大家在随意跟风杀伐，诅咒这个，诅咒那个的时候，可否想一想，自己在用哪一种方式参与谋杀吗？

可否少一点杀伐，多一点宽容，让这个国度多少也有一两个人上上世界成功榜！

2006年2月2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