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伊始，“用工荒”再度刺激了沿海制造业的神经，有报道称仅珠三角地区的劳工缺口就达百万之多。

　　早在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就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

　　不是一语成谶，伊曼纽尔·吉米内兹的预言效果是经济与社会规律的自然演绎。

　　“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的黄金时期。许多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其发展阶段上都曾受益于“人口红利”。

     而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有一个论断：拥有“人口红利”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这个转折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人口红利”优势的反转，消失。

　　由此看来，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已在验证中国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渐褪色。

 应对这个局面的手段是都什么？大部分人说是提薪。这是个肤浅、人云亦云的答案，这个回答没有把握住新一代劳动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在许多人印象中，中国制造业从业主体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背景下的农民工形象：在工地上，他们端着破旧的饭碗，吃着用陈米做成的饭，就着缺少油水的青菜，把工钱省下来，寄回家里，供家里孩子的缴学费和吃穿用。但新一代劳动力主体已经是80后甚至90后们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大约1亿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时尚，比父辈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劳动技能也更强，困扰他们的，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未来的职业生涯乃至人生规划，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简单体力工作对他们没有吸引力。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指出，新一代农民工主要特点是：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情感和依恋。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生活。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比较了解外部世界，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有些就是上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的孩子。他们较之父辈生活优越，没有经历过挨饿受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概念。因此，他们在城里打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第四，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新一代农民工受现代开放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朴素的但有时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观念，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

　　看清人口红利期关闭的逼近以及劳动人口结构性变化发展趋势的企业，应该主动在技术与产业升级上下工夫，这样做有三大益处：

    首先是提升企业的制造效率，减少对人工数量的需求，在完成同样产能的前提下，能够开出一份比较有吸引力的薪酬。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来说，包食宿、加班带来的有限工资已经很难吸引他们。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给家里，而65%―70%的新一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

其次技术与产业升级后的企业，相应的岗位也更多呈现向白领化，这对新一代农民工有吸引力。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是“生存型”，新一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他们想摆脱父辈“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所以产业升级应该与劳动力自身素质的升级保持步调一致，这样才有利于留住他们。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宋献华说，相比于第一代外来工而言，新生代外来工更注重生活品质、自由度、发展机会等等，工作舒适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工作的稳定性，所以提升就业环境才是当下所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最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使企业逐步摆脱加工车间的角色，拓展企业的前端研发和后端营销能力，提高企业在国际化生产与营销链条中的地位，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也就能为国内就业市场提供更多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

　　技术与产业升级，是留在沿海城市的企业的生存手段，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内陆地区制造业未来必经之路。企业不能适应新一代农民工不断变化的就业诉求，是招工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劳动力的结构性变化和人口红利期关闭的紧迫性，正逐渐给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形成“倒逼压力”：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逐步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作者：姜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