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有一部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厚厚的三本，封面古朴典雅，一看就知道是比较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果然，里面都是出经入典、内容详实的考据，考据的主题更是包罗万象，很多学术疑问可以迎刃而解了。读吕先生的书，考据不再艰深无味，而是让人感到乐趣无穷。大师就是大师啊。一篇一篇走马观花看过去，记不住也不要紧，反正内容多得要老命，能读懂几条，然后和自己平时所谓自负的心得做比较，就可以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方位了。我在想，很多妄自尊大的人，实际上可能是因为看的书不多，以为都是自己的独创，哪里知道那只不过是古人和前辈们早就玩腻了的东西。还是清朝的纪昀老实，看破了这一点，老老实实地写他的《四部提要》和《阅微草堂笔记》。现代人管用的技巧就是，先预先设定一个情景，把这个情景说得天花乱坠，把没经验的人带进去，然后兜售他那一套。很明显的就是“百家论坛”搞什么也不懂，对接引初学者有好处，但深入的话，恐怕就有待商榷了。

  清代大才子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那绝对是上乘之作，只是太过枯燥了点。顺带提一下，台湾的高拜石先生的《古春风楼琐记》对了解清末民初的掌故、民风、花边新闻，那可是相当有用的，可以作为读《札记》的一种调剂。

  所思：某些见解，大家都能体会。大师写出来的东西，也许我们也能了会得一二点，但是表达方式却赶不上，于是只好引用。实则现在应该开始锻炼自己独立表述的能力了，不然永远也别想进步。

  还是懒，引用别人的介绍吧：【吕思勉的治学是从系统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写札记，作考证，数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再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综合分析，一生所写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他特别推崇顾炎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著作，不为考证而考证，专关心“古今风会之递变”。这种以札记为基础，再作归纳分析和融会贯通的通史著述，自与那种“剪刀加浆糊”的通史著述大不相同，内中包含着许多作者独特的创见。比如，说“汤用兵的形势，实在和周初相同”，不仅商周用兵形势相同，后来秦的用兵亦如此（这是就地形地势来论秦统一的便利，与时下论大一统的地理环境，形式相似，旨趣大异）。又说宋与北周用兵的差异，一是先南后北，一是先北后南。宋的用兵之所以先南后北，是取其先易后难，本也无可非议，但历史的机会也由此一纵即逝，结果对北面始终处于劣势。论者都说吕思勉的治学路数与当年学界主流有所不同，更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其实，从札记的写作，再进而做融会贯通的研究，与西方治学的专题研究，实在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读他的通史著作，其体制规模，实与梁启超所倡的“新史学”的理想模式最为吻合。所以史学家顾颉刚称吕思勉通史著作“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吕先生特别谈及经、子与我国文学的关系，他说：“后世文学，根源皆在古书。同一熟诵，诵后世书，固不如诵古书之有益。而欲精研文学，则数十百篇熟诵之文字，固亦决不能无也。”“读诸子者，固不为研习文辞。然诸子之文，各有其面貌性情，彼此不能相假；亦实为中国文学，立极于前。留心文学者，于此加以钻研，固胜徒读集部之书者甚远。……近人研文学者，多徒知读集，实为舍本而求末，故用力多而成功少……”。吕先生进而提出了一个学习文学的参照样本：庄严典重之文字应求之于《书》，《檀弓》则为记事文之极，风韵独绝，《文王世子》文最流畅，《礼运》、《礼器》文最古雅，《学记》、《乐记》文最深纯，《祭义》文最清丽；儒家之文最为中和纯粹，莫如于《小戴礼》中求之，道家《管》、《老》一派文最古质，《庄子》文最诙诡，法家文最严肃，名家之文长于剖析，纵横家文最警快，而明于利害，《吕览》文较质实，《淮南》尤纵横驰骋，意无不尽，“……诸子之文，可谓‘个性’最显著者，欲治文学者，诚不可不加之意也。”
　　说来惭愧，小子按图索骥，找来吕先生举例的文章，细细读罢，却并不能体会吕先生所言的种种美妙之处，看来我辈非但文字不过关，就鉴赏能力而言，亦有不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看来是很难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