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儒学

苦茶

中国的经典有很多是先于孔子出现，这导致了经学与儒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明。据说周公制礼作乐，而孔子删订诗书，修礼乐，作春秋。古文经和今文经分别从周公和孔子的角度，对于经典的来由做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两种不同的解释，并不妨碍经典所代表的三代礼乐精神，无论这是周公创制的，还是孔子阐发的。那么，既然有孔子释经一说，那么儒学岂不就成了经学？毕竟孔子为儒学之祖，为何后世还有儒学一科。这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所在。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明了，经典其实先于孔子而存，故无论是周公制礼作乐，还是孔子删订诗书，都表明经典与儒家两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而且，《庄子天下篇》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所谓经典并非是儒家所尊，庄子亦将其看作是记载了先王典制的旧法史书。从这个角度来看，经学本身是阐释三代礼乐之书，只不过孔子将其作为讲本，从而成为了儒家所尊的六经了。故夫子云，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意则丘窃取之矣。也就是说，儒家是通过解释经典从而阐发儒学大义的，那么岂不是说经学就是儒学了？

我们翻开《汉书艺文志》就能发现，班固袭承《七略》之说，从而分为《六艺略》和《诸子略》，而《诸子略》另有儒家一科。这时候，我们就又糊涂了，假如儒学就是经学的话，为何要将儒学单独列在诸子之中呢？显然，在班固眼中经学自是经学，而儒学还是儒学。至少，后世所推崇的亚圣孟子，就被放在诸子之中，要等到了宋代才将孟子从子部抬升到经部。这也说明了，儒学在很长以来都被视为五经的补充。这两者的区分，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如果我们回望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六经》在孔子之前，就被视为贵族的教科书了。到了孔子手中，不过是发扬光大而已。而在孔子的时代，虽然贵族子弟依旧传习《六经》，但礼崩乐坏不可避免。所以，夫子经常会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礼乐只留下空架子，而被抽空意义的时候，礼乐诗书也不过是一些无用的旧书而已。因此，孔子通过仁学重新诠释六经，从而使其变腐朽为神奇，成为蕴含微言大义的传世经典。在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是通过儒学来阐释经典，从而形成了带有儒家思想的经典阐释。后世学者却往往将六经视作儒学，是从孔子阐释六经这个角度，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发现后世的经学往往更加注重六经所载三代之制，而并非仅仅是儒门微言，因此儒学与经学就判然两途了。

从孔子阐发六经大义，我们可以看出儒学尤其自身的传统，这一点孟子、韩愈和朱熹都曾经阐发过。其中，最为主要的就在于，孔子是通过仁学来重新阐释六经。后世孟子能够继承孔子仁学，而阐发良知良能之说，从而形成了儒家所特有的心性之学。从孔子之仁学，即以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君臣所成之人伦，而以孝悌忠信和为其各伦所极。此处，孟子将其发挥为良知良能之说，以此来重新楷定礼乐制度。为空为虚文的礼乐，注入新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看，我们不妨将经学作为制度性的儒学，而儒学作为批判性的经学，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礼崩乐坏之时，儒学需要重新阐释礼乐，批判成为虚文的腐朽制度，使其重新焕发活力。从而使心性儒学通过制度性批判，不断制度化，成为新的经学。这样儒学与经学，就形成了传道与制度的二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