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矿工人：贫穷比矿难更可怕

严循东  2007年4月16日

从2005年3月开始，10名20岁出头的湖南师范大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开始了以井下矿工为调查对象的社会调查。两年中，他们走访了湖南30多处煤矿，并3次下井调查，与数百名煤矿工人直接对话，最终形成了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

要钱还是要命？对矿工来说，答案其实很简单

这些学生最开始形成调研的想法是源自报纸上很多关于矿难的报道，两年中，他们共调查煤矿工人545人。

问卷反映出，大多数矿工的家庭人口在4个以上。一个已婚矿工要负责4个人的生活；未婚的矿工也需要攒钱建房、结婚、生子、供老。他们每天得在井下工作七八个小时，有的甚至在10个小时以上。其中一些人，在矿里上班之外，还得在家从事农业生产。

调查显示，处于这一群体中最底层的农民煤矿工每月工资一般只有千余元，几乎没有任何福利保障，可是在接受调查时，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

其中，钱是诱因：在一些煤矿，工人采煤有可能拿到2000元或者更高一点的工资。这和一些务农的家庭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相当。因此，很多人都把自己当成赚钱的工具。让工人感到压力最大的是矿难，这一方面意味着工友的离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煤矿停产，收入减少。

“要钱还是要命？对矿工来说，这个看似两难的选择，答案其实很简单。”曹渝告诉记者，矿工和家属对生命的漠视让他们很震惊，在许多地方，一家人中好几个甚至全部在煤矿打工的事情比比皆是。他们调查的工人中，年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只有16岁。

实际上，多数矿工对于安全状况并非不在意，而是无可奈何。

有些煤矿工人“摁手印”领工资

家庭经济压力和相对可观的收入，并不是多数矿工从事这一职业的全部原因。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矿工的职业技能低下，就业困难。从事简单的挖煤工作，是谋生的必然选择。

以煤矿工人陈湘平为例，43岁的他只有小学文化，并且没有像木工、瓦匠、漆工之类的专业技能，“一辈子种田，现在只能卖个劳力，而挖煤只要有力气就行”。

调查中发现，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矿工占了82.7％，高中以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了27.3％，其中大专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仅占5.4％。煤矿工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矿工的心理安全感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82％的煤矿工人文化水平在高中以下，62％的煤矿工人没有任何职业技能，48％的煤矿工人因为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做，迫于生计不得不到煤矿做工。“对于煤矿工人来说，贫穷比危险更可怕。”

而调查中有些煤矿工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领工资时还是采用传统的“摁手印”方式。许多矿工的语言表达能力低下，每天的生活就是挖煤睡觉。

煤矿工人的文化程度对安全感有着重要的影响。文化程度高的工人的安全感明显好于文化程度低的工人。文化程度越低，对问题的认识能力越有限，对其进行安全培训难度越大，培训效果越差，安全意识就越难深入其心。

煤矿企业两极分化严重

许多调查队员在快要结束时都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现象进行了思考：为什么同是一个地域的人，有人的财产有千百万元，住洋楼开小车，而大部分人的经济条件却依然没什么明显的改善？矿区不但没有因为煤炭带来的财富兴旺繁荣起来，反而变得环境越来越差，植被破坏、耕地受损、空气污染、废弃的煤矸石堆积如山。

这给队员陈萧带来的思考是：一是资源开采造成贫富悬殊；二是矿区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触目惊心，煤炭开采殆尽后，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仍将面临生活困境。

煤矿企业内部收入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私有煤矿老板年收入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元，甚至更高；部分煤矿企业的管理人员月收入达到3000元~4000元；而一个承担生命风险的煤矿工人的月收入大多在1000元~2000元之间。

曹渝等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恨或仇视心理，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也可能扩散。因此，严重的收入差距会造成煤矿生产环境的不安全。

更让他们关注的是，煤矿企业劳资关系问题严重，煤矿工人权利保障难。由于在社会转型、企业改制中，原有的利益平衡格局被打破，部分煤矿企业利用优势资本地位，滥用权力，规避责任，致使煤矿企业中，劳资冲突严重。

接受调查的矿工中，有72％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53％的工人没有加班费，47％的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其中89％的农民合同工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一线煤矿工人中农民合同工占87％，但企业内部正式职工与农民合同工的待遇差异很大。同时，很多企业采用“隔月工资制度”，套牢农民工，保证企业工源。这些违法现象的长期存在，将煤矿工人置于一种艰难的处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