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的“魅力量”(1)——埃及蒲纸

说明：为了这个专辑，特地创建了一个新词“魅力”+“力量”=“魅力量”

几年前，我在埃及旅游的时候，当地的导游穆斯塔法，一个埃及文化大学中文系的讲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中国人都说纸张是你们的四大发明之一，其实埃及人发明纸张比你们早3000多年。”这话有点像挑战，我不愿争辩。其实，这两种纸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有千秋。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中王国时期，尼罗河及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沼泽、浅水湖中，盛产着一种叫纸莎草的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遥想当年盛景，可能像今天的白洋淀一般。古埃及人对纸莎草十分崇拜，把它当作北方王国的标志，现在发现的埃及浮雕中，就可以找到它的踪迹。纸莎草浑身都是宝，花可以作装饰，嫩枝可当作食物，根可以制作碗等器具，有时也当作燃料，甚至用它来造船（苇舟），航行在尼罗河上。但它最伟大的功用，则是众所周知的造纸，造出的纸在英语中写作papyrus，是希腊语πάπυρος（papuros）的拉丁文转写，这也是英文中“纸（paper）”一词的来源。现在一般译成“莎草纸”

纸莎草造莎草纸，读起来十分绕口，就像“奶牛产牛奶，油菜榨菜油”一样，几乎变成回文了。我最喜爱的译名是“蒲纸”，不但发音接近，意义包含，还兼顾这种纸张的制作工艺，一举三得，比“可口可乐（Coke-Cola）”“俱乐部（Club）”的翻译还略胜一筹，可惜使用得很少，大惑不解。

纸莎草的生活习性和芦苇大概是堂兄弟，不过细部区别还是很大，茎横切面为实心的三角形，不象芦苇是空心的圆形。将草茎去皮，纵切成细长片，再象编竹席或蒲包似地将之交替排成互相垂直的两层，最后将两层压成一片，干了以后，再以石块或其它工具磨平其白色的表面，就变成纸了，所以我说“蒲纸”的翻译十分传神，就是“像编蒲包那样编出的纸”，意贯中西。这种工艺，后来竟然失传了，直到1962年才由埃及人哈桑拉贾（Hassan Ragab）重新发明，顺便提一句，这位仁兄是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我一直纳闷，这种工艺也不复杂呀，要是搁在中国，看看原料和实物，念叨一下“蒲纸”的名字，很显然地就能捣鼓出来，也许哈大使是睡了中国的凉席触发的灵感，才建立了恢复埃及国粹的不世伟业。

其实，纸莎草的堂兄弟芦苇也不必自卑，虽然在中国乡下，芦苇通常与蒲草为伍，被编成芦席、蒲席之类，但它还是上好的造纸材料。由于质地细腻，芦苇是制造宣纸的重要材料，但不是用编织法，而是化浆，属于凤凰涅盘，浴火重生一类，当然造出来的是中国宣纸，其品质远胜于穆兄向我叫板的埃及蒲纸。

为了更快更流利地进行书写，古埃及人发明了灯芯草笔，把灯芯草茎的底部压散碎至毛状，上部的蜂室结构可储存足够写完一行文字的墨水。书写采用的墨是采用黑烟灰或红色氧化铁和树脂水混合而成，分红、黑两种颜色，也算是“丹青”了。砚台并不普遍，采用上等石料，呈长方形或椭圆形，使用时用木棍或石条研墨。蒲纸、灯芯草笔、墨水和砚台是古埃及人的文房四宝。

在埃及新王国以前，蒲纸的质量差异很大，厚度和表面的光滑度也各有不同。新王国时代工艺改良后的蒲纸通常很薄，且呈半透明色。由于只使用纸的一面，在书写的一面要进行施胶处理，使墨水在书写时不会渗开。

据说，埃及的法老拥有蒲纸贸易的垄断权，类似今日的专卖。法老将这种特产出口到古希腊等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地区，甚至遥远的欧洲内陆和西亚地区，换得巨额外汇，赚取不菲利润。蒲纸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相当贵重的物品，以致成为公关中相当有力的武器。史籍中多次记载，奉上几百卷蒲纸，对方“见纸眼开”，成功搞定。

蒲纸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喜干怕湿”，所以在埃及的干燥气候下可以很好地保存。但是在潮湿的环境中，象欧洲的罗马特别是高卢地区，为了保存纸莎草纸文献,人们不得不反复抄写。罗马皇帝泰西德斯为了妥善保管好历史著作,曾命令官方抄写员每年抄写十个副本,然后送到图书馆收藏，可谓不计成本。

蒲纸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 如果陆路转运的长途颠簸,破损率难以承受，所以一般通过水路运输，也是因为这个特点，古埃及人最初是将纸卷成卷轴使用的。

蒲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应用时间最长的纸质传播媒介，从公元前3000多年一直到11世纪，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书写在蒲纸上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羊皮纸逐渐取代蒲纸，成为欧洲最基本的书写材料，只有教会还在使用，并认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11世纪时，教皇本尼迪克特三世还用蒲纸来书写诏书，但那不过是发思古之幽情,显示尊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