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关于余秋雨的批评或批判我毫没在意，我关注的是余秋雨是怎样一个作家，他有哪个作品，他的作品是否能够引起我的心声共鸣与心灵对应，就像我只关心菜好不好吃，精不精致，而厨师是不是由杀猪佬“转正”过来的，或者厨师是不是通晓红萝卜含有的是维生素A还是B？我都不恤人言。由此，对待厨师我只在餐桌上调动舌头，菜好吃我也不会特意跑到厨房，向厨师表达我的敬意，以及相“吃”恨晚的感受，就好比钱钟书说的，觉得蛋好吃，也没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碰上菜不好吃，有的人会吃，因为饥不择食，有的人保持沉默，套句老得掉牙龈的话：幸福的吃局是一致的精彩纷呈，而不幸的吃局，各有各的不幸。
　　
　　有饥不择食当然也有饥不择“文”的，都是极端难过的选择，都只为了填肚子，前者填实在的肚子，后者填虚在的，正常的“吃者”与读者在菜式与文章上都有自我的选择，他们的“舌头趣味”与“审美趣味”决定他们是选择进湘菜馆还是进粤菜馆？是看余秋雨的散文还是杨朔散文？我从不说湘菜比粤菜有味，倒不是怕被K，最多我说，吃湘菜的人确实比吃粤菜的人口多，但有时我又说：粤菜确实没有湘菜好吃。也正是基于这种趣味的地域性以及趣味的个性化，我有时说：余秋雨的散文确实比杨朔的要好。
　　
　　从“吃者”餐桌上的终端选择与品尝而推至厨房生产线，从读者终端的阅读到作者的写作，推而见之作文与作菜在“作”字上的类通。“作”作为一个动词，一个厨房用语与写作用语都具备：蒸、炒、炸、焖等等手段，但现代作家与厨师显然均以发明与创造为己任，张抗抗的《作女》，村人的《作郎》，一时间逢场作“文”矫揉造作百堵皆作，他们成双作对还似乎不愧不作。一女一郎的如此“相亲”，让我回忆起文人其实是“相轻”的，相轻而竟至于赤口毒舌骂架，而至于横眉怒目打官司。文人的相轻可以骂架打官司，厨师的相轻，大概可以鸡蛋里找骨头，可以在你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里边投毒，毒死你的“吃众”，让人家怕了你。然后冤冤相报不了不休，到最后，留给吃众与看客的问题是：到底要吃谁的？到底要看谁的文章？我到底要相信谁？这个时候来说湘菜比粤菜好吃，人家就会质疑，这是不是有毒的？问题已经不是营养与口味的问题，而是今天你被毒了吗？关键已经由分辨文章是精耕细作还是矫揉造作，转而到了分辨文章是“营养大作”还是屠毒笔墨！但更多人的注意力是在辨析作者和厨师的来龙去脉。这样装腔作势的一搞，菜还能吃么？令人作呕。
　　
　　而且，这么一搞厨师就很不值了，因为作家普遍比厨师出名，其原因是，文章或著作的上头或封面上都写有作者的名字，而厨师绝不能在炒菜的碟子边上，写上：此菜为#￥%*所炒。因此，也可以说厨师是比作家更为寂寞的职业。并且他们每天都工作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而作家一旦活到了这种地步了，也就可以在作文的同时作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