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迁都大潮（《地图》2006年第3期专题特写，2006年5月）
迁都”这种现象，在世界发展历程中可谓“史不绝书”。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在公元6世纪末到8世纪末的200年间，曾七迁其都，平均15年搬一次家，颇有“席不暇暖”的模样。历史上一些大帝国在开疆拓土、征城略地之际，更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搬迁都城——既为了巩固已得到的战争成果，更为了进行新的征服而建立前进基地。这些我们暂且不表，单说近现代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迁都“大举”，就足以让我们感到目不暇接和眼花缭乱了。
伊斯坦布尔风情
兴师动众为哪般（上）
全世界近现代发生过迁都情况的国家将近50个，超过现有国家总数（193个）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平均不到四个国家中就有一个国家是迁过都的。这还仅仅是就国家的“个数”而论，如果言及这些国家的面积，则几乎占到五大洲面积总和的83%。可见迁都影响所及非常广阔。以此为据，断言一个多世纪——尤其现当代——以来，迁都之“风”席卷全世界，也绝不为过。
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前迁都的国家很少，各大洲加起来，统共不过13个；绝大多数国家的迁都，发生在20世纪各个时期。非洲国家的迁都，更清一色地全部发生在20世纪。从地理分布来看，迁都的国家，以非洲国家最多，有19个；亚洲次之，有13个；其次是美洲，有9个；再次是欧洲，有5个；大洋洲最少，也有3个。
一个国家何以要迁都，原因颇为复杂，不一而足。有的纯粹是被动性质，如因遭到外敌大举入侵，以致战火蔓延，国土沦丧，国运危殆，这时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中枢和战争指挥首脑的首都，必要时不得不相机转移，以利再战，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就曾一度迁都古比雪夫（也就是今天的萨马拉）。不过这类迁都，多半属于非常、暂时、权宜、应变的性质，一旦战争过后、和平恢复，甚至战局好转，不待战争结束，就还会“还都”——仍然把首都迁回原处。我们这里谈论的迁都，概指和平时期的正常运作而言。
国家和平时期的迁都，主要的驱动力大体不外乎政治、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
国家军事安全
原来的首都接近边境或逼临海隅，处于过分暴露的不利和危殆地位，难以防守，为策安全，首都须向国土的纵深部位转移。
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在攻取了君士坦丁堡（1453年）以后，继往昔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定都于此的千年余绪，也把首都长期设在这里，仅仅更其名为伊斯坦布尔，以求一劳永逸。帝国早年国势隆盛时，曾借此为征伐各方的的枢轴，到处开疆拓土，根本不虞安全问题。但洎乎末期，疆土日蹙，这座占尽天然形胜、绾毂水陆交通咽喉的名城，却越来越显现出它在防守上的莫大缺陷和不堪一击的脆弱性，从而多次遭逢兵临城下、火燎宫墙的厄运。这个庞大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瓦解和完结后，因战败而新生的土耳其倍感历史教训的惨痛，于是大局甫定，便毅然决然把首都内迁到国境中部的安卡拉。
此外，十月革命后，苏联把首都从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内迁——其实是重返——莫斯科，也是多半出于当时国家全局安全上的考虑。
伊斯坦布尔曾作为土耳其的首都达470年之久
扭转政治形势
日本明治维新之初把首都从京都迁到东京，是这类迁都原因的明显例子。当时，前后操纵和控制国家政柄达264年（1603～1867）之久的德川幕府虽然倒台，但积势犹存，复幕逆流潜在。为张王权的声威，彻底肃清幕府政治的阴霾和影响，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乃断然放弃原有的千年古都——京都，于德川幕府倒台的次年，即1868年，就旌旗招展，浩浩荡荡东迁德川幕府经营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巢穴江户，并立即更名东京。
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延续了1
000多年，是一座有着浓厚历史文化氛围的城市,20%的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都可在这里找到。日本人至今仍对它极富感情，将其视为精神上的故土
地理区位适中
这主要是寻求地理位置上的居中、适中地位，包含着多方面的深谋远虑。
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以及哈萨克斯坦的迁都，都显然属于这一类型。尤其像哈萨克斯坦，原首都阿拉木图的地理位置显得过于偏倚,
和首都应具有一定的地理区位优势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而新都阿斯塔纳的选中和选定，大约也正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相对适中、区位优势明显的关系。
发展内地经济
这主要从重新均衡配置国家经济布局和大力开发内地着眼。近期某些国家的迁都，多半属于这类性质。
巴西把首都从沿海的里约热内卢大踏步内迁，在国家腹部万年沉睡的荒烟蔓草中，平地建立起新都巴西利亚，是这类迁都的突出例证。巴西幅员辽阔，葡萄牙殖民统治到独立建国的数百年来，经济活动始终基本宥于沿海一带，坐使资源无比丰厚的广袤内地长期桎梏于原始状态中而不闻不问。巴西有识之士，早在二百多年前的1750年，就曾着眼于国家政治、经济地理的全局，提出迁都之议，可是因受多方的牵扯和阻挠，竟一再蹉跎、迁延，徒然落得个纸上谈兵。直到20世纪50年代，受日益逼临的形势所迫，政府才真正下定决心，将搁置了两个世纪之久的建议付诸实施，在原来的首都里约热内卢西北900公里（直线距离）的地方，划出将近6
000平方公里的面积，营建新都。
里约热内卢在巴西的地位并未因为迁都而受影响，相反，却更衬托出其“文化之都”的形象。这里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享誉世界
调解民族关系
在这方面，加拿大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生动实例。
加拿大独立前的首府，在19世纪中期的短短二十多年间，曾经进行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拉锯般的往返搬迁和一再变换，唯一的起因，就来自民族关系。
加拿大虽然表面上俨然一个统一的整体，实则“分力”格外强大，主要是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力求“拉出去”，首府选点因此成了难以确定的“死结”——
法语加拿大人坚决要求把首府设在法语区，英语加拿大人当然不肯答应。以致数十年间，首府不得不像漂萍一样，在5个城市中穿梭般迁来迁去，最后方才定在渥太华。这其实仍然是为迁就民族关系而作出的一种妥协性的选择。渥太华几乎位于加拿大英语区的最东端，又跟法语区的魁北克省仅有一河之隔。看来选定它作为整个加拿大的政治—行政中心，虽然煞费苦心，也实在是一着“妙棋”。因为这毕竟使得各方都能接受，甚至从1867年加拿大成为英国第一个“自治领”，后逐渐走向完全独立的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居然再没有搬迁、移动过。当然，这也许同法裔加拿大人的想法变化有关，因为他们要求独立的念头更加强烈，已经不汲汲于争论首都建在何处这种“小”问题上了。
返回旧都
典型案例当然非德国“还都”柏林莫属。柏林原本是德国的首都，二战结束后，德国和柏林各分裂为二，都弄得残缺不全。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东柏林为首都，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波恩为首都。两德统一后，新的德国——
仍然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决定把首都从波恩迁回德国历史上原来的首都柏林。尽管阻力不小，迁都耗资巨万，但到底是历史的力量说服一切，扭转一切，战胜一切，德国还是把迁都——还都，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一抓到底，“返都”的盛举，有条不紊地进行。
再如立陶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立国时，本以维尔纽斯为首都，但1920年10月徒因这个城市遭邻国波兰占领，只好改以考纳斯为首都。后来维尔纽斯回归版图，立陶宛遂立即迁回原定的首都，以清历史旧案。
乌干达的迁都，同样属于这一类型。这个国家原本叫布干达王国，都城在坎帕拉。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自己的方便，把行政中心设在维多利亚湖畔的恩德培。乌干达独立后，就很快迁都——从恩德培回到坎帕拉，历史使然也。
本文作者：刘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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