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超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的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父亲当时是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伦敦，辜鸿铭按照父亲的交代，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当时是清末）。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他。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帮英国孙子一听都傻啦，赶紧灰溜溜地跑掉．　

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14年的留学生活使得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也就是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 辜鸿铭以狂放的姿态，甚至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

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得到重视，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打破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辜鸿铭，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也唯有他，在痛骂西方人的同时得到尊敬。如果说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还是西方一个虚构文学形象的话，那么辜鸿铭则是一位活生生的不折不扣的中国堂吉诃德。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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