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桃花源”与孝文帝的“均田令”

刘正山

（本文刊发于《金融博览》杂志2021年8月）

五柳先生陶渊明，以妙笔写就的《桃花源记》，展示了一幅超凡脱俗的诗意田园画面，千百年来为世人称道。

古人多认为，桃花源，不过是仙境。唐代的王维在《桃源行》中称：“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去不还……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也有不少人不遗余力的寻找弦外之音。如清代的方堃说：“又考《博异记》以桃花神为陶氏，则篇中夹岸桃花，盖隐言‘陶’ ，沿溪水源，盖隐言‘渊’ ，小口有光，盖隐言‘明’ 。”还有人说，陶渊明所指的“桃花源”，其一是借“桃花”之美好意，如《诗经》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所谓“夭夭”，钱钟书认为是“笑”之貌）。其二是安宁之社会，因为“桃林”有止戈太平的寓意，如《尚书》称，即武王伐纣后，“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然而，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学报》1936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桃花源记旁证》中称：“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经由考证，陈寅恪认为，桃花源“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弘农，在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北；上洛，即今陕西省商洛市。至于《桃花源记》中的“避秦时乱”何解？陈寅恪认为是避“前秦”，即氐族建立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政权之一。

陈寅恪的发现，不在于“桃花源”的本源位置，而在于“桃花源”是坞堡（或坞壁）！何为坞堡？而今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区可见的客家围屋，便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据考证，坞堡有城堡式、楼院式、楼橹式、山间堡垒式等不同的形制，董卓的“郿坞”便是城堡式坞堡。弘农或上洛的“桃花源”，则应当是山间堡垒式的坞堡。

对于坞堡，西汉末年便已有记载（也有文献称战国时期就存在），是政权失灵之下，庶民或豪族的一种自救式选择。“五胡乱华”之后，战乱不断，流民为了生存，坞堡广为构筑。如陈寅恪所说：“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当时中原避难之人民其能远离本土迁移至他乡者，北则托庇于慕容之政权，南则桥寄于孙吴之故域。不独前燕东晋之建国中兴与此中原之流民有关，即后来南北朝之士族亦承其系统者也......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

到了北魏，北方得到统一，民族日趋融合，经济上也逐渐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但是，北魏的财政延续的是三国魏晋的体系，即“九品混通”制。当时，国家征税，以“户”为单位；具体征收时，由地方长官“计赀定课”，将各个“户”按照资财分为“三等九品”，以品级定税。

为何采用按“户”且分品等征税？一言以蔽之，妥协。其实，从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开始，就面临皇权与坞堡主（“土皇帝”）权利的博弈问题。拓跋珪入主中原，发现大量坞堡，“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并拥有武装。拓跋珪试图铲平这些坞堡，却遭遇坞堡主卢溥、傅世、仇儒等的武装抵抗，于是只好作罢。北魏第二任皇帝拓跋嗣，也曾经想削弱坞堡的势力，但终归失败，不得不采取妥协的策略，承认了坞堡的合法性，建立了所谓“宗主督护制”，承认坞堡主为宗主，是政府的官员，其职责在于督护百姓。对于征税，中央政府自然也采取妥协的办法，将权力下放给坞堡主。

当皇位传递到孝文帝，版图基本稳定，政权相对稳固，主要精力转为考虑中央财政、政权长治久安等问题。正如《魏书·李冲传》所说：“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可见，在按“户”征税的规则下，坞堡主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多半选择隐瞒户口、逃避税收，于是中央财政少收了大量的税赋。而且，“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坞堡的广泛存在，对皇权也是一种威胁。

所以，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改革（史称“太和改制”），实际上是针对“坞堡”这个大利益集团的。改革的内容，主要如下：（1）均田令，太和九年（485年）颁布，如凡15 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露田40 亩，女子授露田20亩。所授露田不得买卖，年老身死还田给官府。可见，朝廷直接跳过宗主，向民众授田，而且，土地产权收归官府。（2）新的租调制，太和十年（486年）颁布。《魏书·食货志》如是说：“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 ……大率十匹中五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由此，征税从过去以“户”为征收单位改为以“一对夫妇”作为征收单位。（3）三长制，太和十年（486年）实施。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之间为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三长直属州郡，其职责主要是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与徭役。由此，宗主督护制被取而代之，官府直接与民众建立了关系，原荫附于坞堡宗主的民众成为国家的编户。

改革是针对坞堡的，显而易见。可是，不少学者跑偏了，认为“实施均田制就是为了解决豪强兼并、贫富分化而导致的民众贫穷饥馑的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均田制有抑制豪强兼并的一面，更是为了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目的是使无主荒田与无地农民结合起来，其在恢复北魏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看起来，均田令似乎又呼应了儒家“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受益的主要是老百姓，进而充分利用了荒弃的土地资源。但是，当时的情况远远比想象得复杂。

首先，均田令在当时并未受到百姓的普遍接纳。本来，在均田制的背后就贯穿着一种想法，即自“井田制”以来的土地均分以及平均的思想，而均分土地的前提则是土地的公有。只要公开打出“均田”的旗号，那么统治者就可以大张旗鼓得宣扬其政权的正当性。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东西是税收。只要土地是公有的，人人分得土地了，作为其代价，农民负担税役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耕者有其田”是儒家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均田制之下，百姓在得到土地的同时，也被束缚了。

从孝文帝的改革看，均田令主要是朝廷的意愿，“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但是老百姓并不欢迎，认为不如“循常”，如《魏书•食货志》所承认的：“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最终，均田令的推行，采用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据记载，“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议。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尽管史载“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但实际上，均田制为将农户捆绑在土地之上，成为税赋的基本提供单位。于是，一些农户选择“退出”，重新托庇于权贵，以求逃避税赋负担，或者“穿避山湖”成为“浮浪人”，或者皈依佛门。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僧尼享受免税役优待带来的问题，北魏全国人口大概为二千万至三千万人，但僧尼大众多时达二百余万人（《魏书•.释老志》），于是，到了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时任司空公、尚书令的任城王元澄上了一道“限佛折”，建议限制佛教的泛滥和寺院经济的膨胀。

其次，坞堡主兼并土地，是否等于横征暴敛，应该具体情形具体看待。一些学者认为，坞堡主兼并土地，导致民不聊生。其实，坞堡的建立，主因是战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坞堡主也非“恶霸”，比如《晋书·李矩传》记载：“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史籍上可见的坞堡主，多为乡民推举。

从逻辑上看，坞堡是利益共同体，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构筑坞堡以寻求安定。如果坞堡主横征暴敛，必将导致坞堡内部不稳定，这与坞堡成立的初衷相违背。

从《桃花源记》的描述也可看出，坞堡中的人们，生活安逸，“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当然，朝廷是不喜欢坞堡的。《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这其实说，坞堡中的老百姓本来应该有“官役”，却因为坞堡的存在而不予负担。

第三，均田令的得以推行，在某种意义上是皇权与坞堡宗主权的妥协之物。尽管当今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均田令并未真正推行，但随着一些出土文献的问世，这类观点式微了。至于均田令为何得到推行，却大有讨论的余地。当今的学者多认为均田令的推行在于朝廷掌握了大量的“荒地”，而且有很大数量的“流民”，均田令恰好实现了人地的匹配。这并非新观点。北宋的刘恕认为，北朝隋及唐前期能够实行均田制，是由于“农民少而旷土多”，有荒地可供授受。

依我看，这种观点不过是“想象”。将荒地收归政府并分配给无土地的流民，自然不触及任何既得利益，很容易推行；但问题是，孝文帝时期，荒地还有很多吗？

其实，拓跋焘439年灭北凉，使北方复归统一之后，北方大体上处于承平之态势。到了孝文帝时期，承平日久，人丁滋生，已没有太多荒地可供分配了，甚至出现了为争夺田地大打出手而致亡的案例，如《魏书》记载孝文帝颁布均田令的诏书中说：“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

由此，均田令之下，或许分配一些荒地，但主要还是坞堡宗主的土地。这又出现一个新为题：宗主们为何能够接受？原因在于：宗主变为三长，宗主的部曲可以获得土地。“三长”多选包括宗主在内的豪强大户担任，尽管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但只是名义上被分掉，因为奴婢、家仆都是宗主的附庸，奴婢家仆的授田，土地还是在宗主手里。而且，担任“三长”之后，宗主不再是乡野的土皇帝，身份是正式的朝廷命官，还享受免役待遇。

总之，在适度的妥协之下，“太和改制”的各项措施得以推行，基本上瓦解了坞堡，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国有九年之粮，民有三年之备”），也强化了中央的集权。“太和改制”的很多内容，被后世仿效或延续，如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明朝的“粮长制”等，甚至影响到日本的“班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