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10月26日的那个凌晨,我以歇斯底里的哭声来到这个世上.

书里说，属马的人很犟，我不安分地眼睛四处观望，直到母亲把奶头噻到我的小嘴巴里，我才开始安静。

童年的我是那种精灵古怪的小孩，心眼很多，一般家里来个客人我都会先抢着端茶倒水，问寒问暖，我母亲说我话多。要送我去学舞蹈，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当然，是因为我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少年的我经常与一般男孩子打仗，并且是经常被我统治，你知道那时候如果能做孩子王，再从家里偷个彩色的丝绸被单系在身上，那是很威风的。所以，我小小年纪就指挥着至少30人的队伍，他们经常给我抄作业，背书包，拿煮玉米还有给我偷西瓜，现在永远也吃不到那样好吃的味道的东西了。

大概是5、6岁岁左右我被送到县体校，从此铁锁上的大门永远是封闭的，除了训练就是文化课。我对此虽然不反感但是觉得还是不自由。我只有在午睡的时候想办法从学校二楼栓根绳子溜到外面，去吃外面的鱼格斗儿（做的象小鱼一样的凉粉）或者坐在苏三监狱的门口看小人书，苏三监狱里面有个小书店，那时候的《三毛流浪记》是我很忠于的书。店老板经常说，再不走我就把你压这儿了？我撒退就跑。

体操课上教练总是要求我做师范动作，所以我一般是比别人的小孩多至少一倍的时间练功。我母亲说这就是我爱动带来的后果。如果我话不多的话，就不会被教练引起重视，如果我话不多就不会被送来练体操。或许我还在我们部队大院里与那些孩子一起打仗，一起丢沙包，一起跳格子，一起玩弹弓，一起滚铁环，一起揪隔壁邻居家小妹妹的辫子呢。或者已经是舞蹈课上那个有模有样的小姑娘了。你知道体操要的是什么吗？我给你普及一下，是悟性与柔韧；一个是思想上领悟，一个是身体上的协调。我以很快的速度做到了小班长，两年后我的体操教练去了省里，我们的小队员全部分流，我去了中长跑队。走的时候教练抱着我掉眼泪，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走。我只知道教练给了我把梳子说，以后可能你要自己梳头发了。我用小手擦着教练的眼睛问：“那教练我还能见到你吗？”她哭着说，你们好好练，等上了体工队就可以看见我了。那时候我是没有梦想的，至少不知道什么是梦想，但最大的努力就是为了去体工队见教练，那个长头发的漂亮的姐姐，我喜欢每次睡觉前她给我铺小被子，喜欢夜里她给我耶被角。我甚至于故意把被子踢掉，为的就是教练挨着我睡，她说这孩子爱踢被子。教练走的了日子里我很情绪不好。文化课上老师说我上课走神，我知道我是想我的教练了。想的哭。后来我经常在国内参加各种比赛，少年组的，青少年组的，青年组的。从县体校到地区体校到省体工队我还是没有见到过我的体操教练，我长到15岁的时候我觉得她失言了。我放弃了体育选择了军营。

那是因为我外公，他的思想影响着我，直到现在。

    外公是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小号兵，解放后被送到新疆做领导。去了就用牛奶给他洗澡，他一气之下说：“我要回去，这里的牛奶应该送到延安去，你们太幸福了”。从此他放弃了自己的优厚的待遇选择了回家。我记得晚年的外公是经常被请到大的地方参加演讲，就是现在所谓的“讲座”。最牛的是在省委的大楼里，因为我那时候在省军校念书，所以被安排成陪同家属。政府大楼实在豪华，接我们的小车也是黑色的，坐上可舒服了。如果不是后来我来北京念书下海，我估计我到现在都坐不上那么好的车。我看见外公在那些个什么秘书的安排下身上挂着很多勋章就开始讲话了。他前面就一个话筒还有一瓷的茶杯，外公讲的什么我大致不记得了，就记得他说在过黄河的时候被拉队伍了。后来怎么找到组织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一辈子。《集结号》上演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我外公的小号，已经磨光了，铜的，发光的，带着红色绸缎穗子的。外公去世前的那几年里，经常会有从北京过去找他的记者与领导什么的，那对我们那样的小地方可是很大的来头。我从来就不觉得他们有多么厉害，相反我很不喜欢他们。因为只要他们来就是邀请我外公这样，那样。我觉得人老了应该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不要为组织卖了一辈子命到老了还那么冠冕堂皇。外公去世的时候他的护理医生曾经建议过把身上的剩余的三颗子弹取出来，可是外婆没有同意，她说外公会疼的。那年我大一，因为我的原因让外公晚入土了一天，他走前交代，一定要等到小铃铛回来。我回到家里是早上，远远的就听见那哀号的音乐。因为外公是老红军，所以他一直住的是那种木式的带阁楼的老楼房，三层的顶上他生前养的鸽子咕咕地哀叫，好象知道了它的主人的离去一样。我走到他的灵前，叩首后就晕了过去。不记得后面的事情了，只记得有个族里的老人把我重新带到灵前，揭开党旗让我看最后一眼。还不许我把眼泪掉到外公身上。我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有，我看见外公那慈祥的，刚毅的，男人的脸一点不觉得他已经没有呼吸。他的眉毛可以搭到耳朵后面，嘴巴里含着块玉，我不懂那些讲究。只知道我看完了就要与所有的人一起跪下哭，我依然的没有哭，直到灵位被表哥双手捧着送走，直到下葬，直到我回到北京......后来再次见面表哥偶然说起,说外公白疼你了,去世连眼泪都不掉一滴,我看着他,就那么一直看着他,他害怕了.被我看的害怕了.我知道表哥一直也很疼我,可是他不懂我.

    军校里的日子锻炼了我的,毅力,任性与原则,当然还有纪律。所以那段时间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尤其是文学与艺术的,国内的国外的，什么萨特、毕加索、莫迪利阿尼、谢苗尼辛·瓦西里、查丹玛斯、荷马、施瓦布、卜伽丘、雨果等。那些日子是我生命中最觉得充实的，饱满的非常快乐的。因为那些书籍，那些或艺术或名著或政治或哲学的书籍，让我觉得我是在与这些人物对话，我深刻的理解着他们的思维，尽管我很多很难理解。好象军事与我无关.每次考试我的政治都是刚好，而与那些无关的散文小说倒是引起了我的教官的注意，是他打报告帮助我调到文艺站做的文艺学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助我，大概或者是我比较黑吧，我这么认为。

    两年后的夏日末，我被老师推荐到北京广播学院，那时候他们只是希望有个人替他们参加运动会拿个名次。再加上军校的素质过硬我就这样没有费力的进入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殿堂。秋天的学校是美丽的，最喜欢的是北边朝阳路上的那对红色的大门，它永远的让我觉得它是神圣的。我喜欢拿着哥哥从黄山回来送给我的破海鸥相机摆弄，每次只拍那门。红色的，油漆的，圆的。当然，那里的美女与帅哥也经常被我在校园里晃荡地时候抓拍，无论是师兄还是师姐，他们的镜头感让我觉得我随时的碰到了专业演员，我感叹那里的气氛与校园文化，可惜我不属于那里。在学校里的两件事情值得记忆。大一：外公离开我去了他的天堂；大二我离开学校进入了社会。我丢掉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学位，放弃了学籍，选择了独立行走，我希望我能走的稳点，可事实我还是走了很多崎岖的路。我以为我会后悔，可实际是我很幸运。就这样，我自由的成长在我以为的路上，直到前几年我们学校要改名字了，我回到学校看着已经立在学校门口的中国传媒大学，距离京通快速的附路不过50米，我远远地看着那几个大字，突然哭了。就在前几天我去上海出差，遇见了为数不多的还能记得名字的大学同学，他们说我是他们的过客，陌生的但却留下了痕迹。

     后来，我幸运地进了信息产业部，那个个子很矮的女司长很是喜欢我，她让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我努力着，为自己。或许本有颗不安分的心，我在22岁的时候依然惊人的做了一次选择，离开部里。

    从22岁-30岁，从2000年-2008年，这8年里我收获了爱情，收获了友谊，收获了孩子，收获了事业。现在我依然会努力，依然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我很感谢很多人，那些爱我的与我爱的。那些陌生的与熟悉的，那些路上的你，你，还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