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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下午，跟一位刚转行做翻译的朋友坐在北大南门的一个咖啡店里，边翻看桌上掉了封皮的书，边等迟迟未上的菜。朋友从包里取出一本小说。我看了一眼，说这本书我看过。

两个人吃完四人量的烤鱼之后，我喝口白开水，说我手痒了，我要写点东西。朋友以为我吃多了说胡话，没理我。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东西了。

《润身》据说是仓促间起的名字，刘忠波原先想用的题目是《浴足》。

浴足，职业病吧，我想到封面要怎么做：用手绘的效果，画面偏黄，一个胖而壮的女人，曲线饱满而慵懒，坐在澡堂的池子边上，脚浸在水里，头发从一边垂下来，遮住半个胸部，弯腰斜着身子，一只胳膊够向水面，无意识地撩一下水。女人眉眼清淡，脸的轮廓有点粗俗，眼睛无神地低着，有种安稳的、柴米油盐的美。女人笼在水汽里，池子以及水以及挤挤挨挨的人体，都模糊在潮湿的水蒸气里。

其实这是小说在开头描写的一个场景。衬衫厂女工刘美好丢了二百零七块三毛钱，一个月的工资。她去会计办公室要求重发一份，在两个人都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她和张会计在满是报表、订书钉的办公桌上有了她的第一次。这件事谈不上荒诞也说不上重大，在二十多岁的女工刘美好心里，这件事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也就不去想了。回家的路上，她进了红星浴池。蒸汽有点憋人，刘美好在池子的水泥边上坐下来，洗了洗脚。

小说的名字，我一向以为跟洛克眼里的政府一样，是一种“必要的恶”。必要，因为不能学古诗十九首或李商隐，大家全都无题；恶，因为目前还没见过哪个好小说的名字给小说本身长脸了，不吃掉一部分光彩就不错了。给小说起名字，就像让女人把她十几页的情书缩减成一个词，对大部分作家应该都算是件苦事难事——看看张爱玲就知道了。

如果作者有多一点时间来考虑，大概不会用“润身”吧。这么个文气的词，清洁，谦逊，文质彬彬，完全士人气。也许“浴足”更合适，或者说我觉得我设计的那幅画更合适做这本小说的题目，皮肤上的躁热与蒸汽的湿热，女人混沌的心里充满模糊不清的憋闷。

本来想用“乡土气”来形容小说里这种说不清楚的模糊气息，之所以会觉得“浴足”比“润身”好，觉得前者与这种气息更合。重新翻看小说，刚翻开看到第一行，忽然明白这种气息是什么了，不是乡土气，而是土气。

“土气”不是城乡差异，而是时代的错位。

小说第一句话说：“老包的老婆叫刘美好，二十来年前还是个大姑娘。”这句虽然没有《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那么跌宕，但也能看出作者起笔时颇费苦心，人物视角的错位与时间的错位交织在一起。

我感兴趣的“二十来年前”，显然是站在“现在”一种回溯之下的80年代。

这个小说是从八十年代写到当下吗？个人认为，小说的时间不会那么精确，想知道你写老包和刘美好的生活的时候，心里的时间序列是怎样的，模糊说下就行。

作者在后记里说故意模糊时间，远离现实，其实他心里的时间序列必然是清楚的。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小说只写到了九十年代呢？

小说最后，小月吴在武霖县城重振红星浴池，建成一座豪华洗浴中心，刘美好开了美好时装连锁店，终于走向全国放眼世界。我始终觉得他们活在九十年代。

张排长每天拎一塑料袋石头去砸小月吴洗浴中心的玻璃，老包手下的两个流氓小头目奉命把他拖到一大片萝卜地里，挖个坑，跟萝卜种在一起。烧鸡大陈欠了债不还，被“中国温馨债务清偿总公司”追债追到老包的婚礼上，大陈反手把两个雇佣讨债人灌醉在桌子底下。师父死了，老包按规矩跑着去亲戚家报丧，一只病眼流着脓，瘸着腿，跑一家，喝一大碗白水。办完葬礼，刘美好和老包去一个小岛上闲住，一时兴起在院子里摆桌子开了个美好渔家乐，食客不断。渔民跟航运公司火拼，老包也去帮村民打架，航运用水枪和铁棍，渔民用鱼枪，钢叉在人的下颚骨和肚子上捅出窟窿。

不只是这些。即使洗浴中心的豪华，佳丽们的训练有素，小月吴的企业家雄心，电影院舞台上的时装秀，刘美好的富贵出场，大陈烧鸡做大做强的愿望等等，都有些“土气”。

这种土气不是因为他们身在小县城，而是因为他们活在十几年前。十几年前的时髦与繁华，再回望总觉得有点想笑，有点羞惭。

人物为什么好像只徘徊在九十年代，逡巡不得出。

也许作者不想太亲近现实，现在的现实，当下的生活太讨厌了，太真实了，无遮无拦的真实黏糊糊地贴在人脸上，让人无法呼吸，无法退一步站远了去欣赏，柴米油盐直逼到眼前，生活那么强硬地杵在那儿，佶屈、丑陋，狰狞而不驯，让人很尴尬很难堪。

作者写迪伦马特式的真实，即“现实性显现于似乎荒谬而实际上可能发生的事物之中”。他更乐意写“可能发生”的事物，而非确实发生的事物。万物有那么多种可能性，最终实现了的却只有一种，这未免太无趣了。这个世界又总有那么多不如人意处，我们难免会怀一点小心思，猜想那些未能成功“变现”的可能性有多美好——虽然未必真的如此。

“可能的事实”比“已然的事实”更真实，这好像是亚里士多德的话。我觉得他漏说了一点，作家之所以更偏爱“可能的事实”，还因为它更驯顺，可以自由地揉捏成合心意的形状。

老包和刘美好的生活停止在了九十年代，一个有趣的时间点。为什么是九十年代？

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代人，九十年代可能是“最后的美好年代”。那是他们的飞扬少年，正如八十年代之于四十岁人，那是个上衣第二个扣子永远不扣上的年纪，挂在脖子上的书包，跑调的流行歌曲，前排左边女生合上的日记。

九十年代是八十年代与当下的连接部，好比歌曲的间奏，不管后面这段是更好还是更坏吧，总归有人在热闹，于是那十几秒的间奏就总显得有点落寞。这种落寞和平淡在回忆里一天天沉淀、澄清，反倒变成一种安宁和单纯，变成唯一可留恋的，因为是唯一可接近的，可回到的。

不知道刘忠波这代人对那个年代会怎样记忆，我的印象中，九十年代是个断裂带。时间不是行云流水地流到这里，而是从激情的八十年代忽然跳过来，像瀑布跌落山崖，然后在这个混沌、失望的年代里湾成浑浊的深潭，一潭死水，没有前进，没有流动，又忽然一跤跌入青云，陡然落入明媚的“现在”。一切忽然都美好了，富足了，空气污浊的屋子里忽然拉开了窗帘，太阳亮堂堂的让人睁不开眼，高兴，但这高兴没有根，像油浮在水面上，像圣经上说油脂蒙了心，高兴下面有模糊不清的憋闷，但是一切都太好了，一群人坐在车上一路笑着唱着开下去，来不及想心里那点异样，来不及想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回事。

看起来作者是个“县城文化爱好者”。这个称谓很有趣。爱好者，表明只是一种欣赏，一种观看，不参与，不介入。置身事外地旁观，任何一种生活都可以产生美感，好比游客去乡村徒步旅行，贫穷、荒芜和愚昧都可以变成眼中的风景。

这种观看的态度造成了作者对县城生活一定程度上的疏离。而在书写的过程中，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距离又被再次拉大。被看者的生活被重新整理，按照记忆、印象以及爱好重新修剪和塑造，作者的失望与愿望、快乐与沮丧都被添加进去，变成老包的长发和诗，变成刘美好的针脚，变成小月吴浴衣上揉碎的花瓣。

写到停笔时，我又看了一遍小说的结尾。本来打算在渔岛上隐居一辈子的刘美好问老包，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老包说风快停了，你看船都出海了。刘美好吁口气，说明天回去吧。

文/二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