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广智院”虽早在1950年改组成为山东省博物馆，但原先“广智院”所坐落的那条街，至今还叫广智院街，它仍然可以引起人们对“广智院”的回忆。解放前几乎每个来济南参观访问的人，在游览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之后，也都要到那里看一看，借以“广其智识”。

壹

　　广智院创办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原是英国爱丁堡的一名小政客。1878年入神学院，毕业后即接受英国浸礼会的派遣，前来中国山东省传教。当时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浸会已在我省青州（今益都）办有教会、学校、医院。怀恩光来到后，立即想法扩大他们的传教影响。他说：“由于与学者、官员们接近的困难，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引导他们接受基督教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多数已经对西方国家及其科学与发明具有强烈的兴趣，几乎是人人或多或少地都有点这种兴趣……假若能使这些人与外国人有友好的接触，就有机会开导他们，消除偏见与误解”。于是他于1887年在青州培真书院的前边盖了一座展览室，称之为“博古堂”，采取外国博物院或教育馆的形式，作为一种向知识界和官员们传道的特殊场所。他在博古堂的大门两边，用两块长石板刻了下列这么一副对联：
　　飞潜动植群生，悉上帝慈悲实验；
　　电磁声光诸学，皆下民富强本源。
　　当时我省还没有铁路，从胶东来去济南的官员和商人一般都得在青州住夜。那时还在科举时代，每次考试，都有大批考生从各县汇集青州。这些客商、官吏和考生在青州停留期间，都找个机会到“博古堂”开开眼界，看看怀恩光所安排的“西洋景”。怀恩光乃肯定设立“博古堂”是排除中国人，特别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排外偏见的有效措施。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帝国主义都在策划从思想方面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又鉴于胶济路全线通车，从济南来去胶东，无须在青州过夜，更显出济南的重要性。怀恩光乃写信向国内外教会刊物总结并汇报他在青州办“博古堂”的经验，计划将其扩大并迁到济南。英国浸礼会欣然同意怀恩光的计划，拨了6500英镑（约合3万美元），供在济南购买土地建房之用。怀恩光得到该款后，即专程到济南，拜见当时的巡抚周馥。怀自称：“在周巡抚的支持下，在济南立脚毫无困难”。乃用了有限的金钱购买南关江苏义地16英亩、约合6.4万平方米土地。怀恩光又商请英国浸礼会派来一名姓庞的土木建筑工程师，设计了一座2.1万平方米的大型展览馆，以中国传统的庙宇和宫殿式大房顶，配上宽阔的玻璃大窗户，安上发电机，自己磨电照明，定名为“广智院”。1905年12月，展览馆建筑工程基本完成，怀恩光便大肆铺张，遍发请柬，邀请在济南的各级官员惠临观光。当时任巡抚的杨士骧率领一批官僚前来参加开幕典礼，怀恩光特意安排这批穿着官服的官员们坐在展览室的大门前边摄影留念。以后又把这张相片放大高挂院内，作为重要展品之一，并制成锌版在国内外报纸杂志上刊登，以扩大宣传，声称“全省最高级的政府官员在基督教团体亲身参与其事，在山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杨士骧在开幕时称赞传教士工作有成效，说：“假若老百姓都信了基督教、都敬神，政府就会减少许多麻烦”。广智院这样隆重开幕之后，前来参观的人数与年俱增。在广智院入口处，装有一个可以自动计数的转轴，每进一人推动转轴，就自动拨了一齿，这样便可以记下每日进来参观的人数。据怀恩光的报告上记载：“1909年全年参观者215055人次，其中官员1085，学生43477，（来济南烧香的）香客19346，图书馆与阅览室读者37966，官太太552，其他妇女13645，士兵11480，其他的参观者则来自民间各个阶级。”
　　“1912年来院参观者共有231117人，其中有教育界的约50000人，妇女21310人，图书馆和阅览室的读者共约27000人。”
　　在开头的几年，怀恩光是来者不拒，免费参观。辛亥革命以后，怀恩光看到参观者日多，乃酌收门票，到1930年“每年平均不下40余万人，几乎等于全济南的人数。”可见广智院在当时的影响相当广泛深入。

贰

　　广智院的展览内容，在当时来说是具有一定的科学启蒙作用的，但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讲科学，而在于传教。怀恩光曾引用欧洲古时的一句名言——“科学是信仰的仆婢”，以说明广智院的宗旨。一进广智院展览室的大门，便可以看到一条大鱼骨骼。鱼是我省渔民偶然间捕获的，传教士将它买来，制成标本，将残缺部分用石膏补上，悬挂大厅中央，用以说明造物者的奇妙。
　　展览室里还陈列一些实物，如太平洋海底的珊瑚，世界各地的飞禽、走兽和植物标本或挂图，以及物理、化学、地质、天文各种仪器模型和挂图等等。
　　怀恩光在青州时曾雇用一批当地民间塑造泥人的手工艺人，为博古堂制造各种模型，当时这些工人也随着迁到济南来。为了宣扬西方的物质文明，揭示中国的文化落后，广智院在陈列的洛口黄河铁桥的大模型旁边，并排放着当时我国落后的交通工具，如小木船、独轮车、挑担、抬轿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展出西方人民生活优裕，城市建设的繁荣，如高楼大厦、宽阔的街道、交通工具“日新月异”、医院设备整洁卫生、工厂林立等图片和模型的同时，让泥工们捏制出当时我国现实生活的景象，如不讲卫生、随地吐痰、居住条件恶劣、疾病丛生、没有医院、男人拖着长辫子躺在炕上吸鸦片、妇女缠着小脚步履艰难等泥塑，让观众看过之后，自愧不如。
　　广智院还设有圣经陈列室。进到该室，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一部特大号的金边皮面的汉译新约圣经，是传教士于庚子年后晋呈慈禧太后御览的圣经。室内还陈列了世界各国各种文字的圣经版本，着重展出亚洲各少数民族所用的土话圣经，说这些民族文化落后，自己没有文字，而是西方传教士为他们翻译了圣经，让他们接受“文化”，借以掩盖殖民统治的实质。在各大陈列室中间，都有一休息室，室内设有三五排坐位，参观者在此休息时，传教士就来讲述信仰基督教的好处。
　　广智院展览室的南边，还建筑了一座庙宇式的大礼堂，可容六七百人。平日供观众休息用，传教士趁机派人向他们灌输“西方国家富强都是因为信仰基督教，中国积弱则因为不信基督教”等类的说教。大礼堂定期举行宗教和“学术”讲演，甚至一天之中连续好几次。为了提高广智院的学术地位，当1917年齐鲁大学在南圩子外建校时，怀恩光将广智院纳入大学的编制，自称是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齐大的教育系和神学院的同学都被派往该院实习，为它作义务宣传。每逢周末广智院还放映幻灯和电影，这在当时的济南市还是首创。放映的内容都不外乎是：基督教在亚洲和非洲的伟大成就，如非洲本地的少数民族蒙昧无知，野蛮落后，英国殖民者为他们修建铁路，建筑西式洋楼，创办学校，救济灾民，致使当地居民感恩戴德。英皇加冕时，在殖民地万人空巷，举额庆贺，祝皇万岁。还经常放映欧美大都市的表面繁荣，文化教育事业高度发展，工农业生产先进，武装力量雄壮无敌等等，向观众传播崇洋思想。
　　为了进一步麻醉中国人民，瓦解中国士兵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怀恩光还于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在济南纬十二路上，另建了一座规模较小的“军人广智院”。据怀恩光自称，他之所以在该处设分院，是因为该地与辛庄兵营接近，有驻军约7000人，该院全部建筑包括有75英尺长、36英尺宽（长22.86米，宽10.98料）的演讲厅，以及阅览室、俱乐部、课室等等。

叄

　　自从山东巡抚周馥、杨士骧公开支持英国传教士创办广智院以后，怀恩光以及继任为院长的潘亨利、魏礼谟等，都利用广智院作为勾结旧政府官员以求得他们支持的场所。当时的封建官僚、北洋军阀也都以能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为荣。每逢新官上任、送往迎来、节日互相拜见，或是接见在我省的英、美、德、法传教士等，都在广智院举行。历任山东的最高级官员，包括后来的张宗昌、韩复榘都有亲自题名的放大相片在院内悬挂展览。怀恩光、魏礼谟等也就利用这种心理和机会，每隔些时候就在院内举行一次宴会，大摆筵席，遍请高级官员、豪绅富贾，常常在酒醉饭饱之后，端出预先准备好的捐册，请他们带头题名捐献。每次都可以募到大宗款项。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反动官吏的支持下，传教士借口为广智院收集标本，公开组织狩猎队、勘查队到我省各地测绘地形。例如：为了说明济南多泉的原因，传教士就把济南附近一带的地形和地下岩层作了极详尽勘查、测绘，然后通过照片、图画作出模型来展览。解放前后兼任广智院院长的英国传教士林仰山，曾托词研究地质，深入青州云门山和其他山区地带，窥探地形，并多次勘查龙山城子崖、古平陵城基地、淄博煤层与东北地质构成的关系，以及泰山的山脉岩石的构成情况，他除制成模型绘成图表在广智院悬挂展览外，还复制一份送回英国备作研究的参考。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素以收集甲骨闻名，曾把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柏根没有带走的甲骨71片，在广智院陈列，并且石印出版了一本《柏根氏旧藏河南殷墟出土甲骨写本》。事实上在广智院陈列的若干出土文物、古鼎铭彝等都仅是他们留下的残余。解放后留在广智院内而未及运走的古董，仅明义士名下的便多达十几箱。
　　广智院的展品还经常更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院内特开辟专室宣传“协约国”战争的正义性，并陈列各种图片报纸，吹嘘英美的军事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该院为美帝原子讹诈大肆鼓吹，夸耀英、美帝国主义的科学成就，特别是宣扬美帝国主义对遭受战祸的国家的“深情厚谊”，也都制成模型、张贴画报，还放映过美国新闻处提供的电影片。

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济南的英美传教士都被集中到潍县，日本侵略军派了日本牧师村上治来接管广智院，仍由原来的中国职工负责继续开放。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浸礼会立即派了在中国出生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林仰山来担任广智院院长。济南解放后，英、美传教士先后回国。林仰山为了应变，曾把几十年一直由英国人担任的院长一职，推给中国人袁叶如来担任。1950年，山东省文化局应全体职工的要求，将它接管过来，与省自然科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了规模比以前大出几倍的山东省博物馆，结束了50年来英国人对广智院的统治。

    （转载王神荫文章《我所知道的济南“广智院”》，未加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