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灵岩寺有棵老柏树，号称“摩顶松”。(济南方言“柏”与“悲”同音，为避这个音，故把“柏树”唤作“松树”)说是唐三藏—玄奘曾居此寺，赴西天取经前指此树向徒弟们道：“此树树枝若回向东指，就是吾返回之日。”寺外又有所谓“晒经石”，说是玄类取经回时晾晒经卷之处。但是玄奖取经是从长安(今西安市)出发西行，他是河南人，一生从未到过山东。这些说法显然是人们读了《西游记》附会到灵岩寺来的。乾隆皇帝曾附庸风雅为“摹顶松”写了一首怀念玄奖的诗，闹了个“不学无术”的笑话，经臣下提醒，再次到灵岩时，他以皇帝之尊也只好出面更正。其实，长清县在唐代确实出了一个名闻中外的“三藏法师”。

我国古代赴印度求法取经的有三位高僧，一位是比玄奘早200年的晋代法显，他于公元412年由海道经青岛崂山回国。二是唐增玄奘。第三位就是继唐玄奘之后，在今济南长清出家的高僧义净，他比玄奘小30岁。玄奘于629年由陆路西行，于644年自印度取回佛经657部并翻译出其中很多部。过了27年，义净“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37岁航海到印度，经25年，历30余国，回到河洛（河南洛阳），取回经典近400部，译出了107部。唐太宗专门为玄奘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而唐中宗也专门为义净写了《大唐隆兴三藏圣教序》，二人均被尊为“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主持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而义净则亲自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作。上述3部著作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献。

义净的事迹，最早的记录于唐代卢粲的《大唐隆兴翻经三藏义净法师塔铭》（塔位于洛阳龙门北高岗上），撰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4年)，云：“师讳文明，字义净，俗姓张氏，齐郡山庄人也。”齐郡即齐州，唐代《贞元释教录》曾记载：“义净三藏卧疾不愈，欲归齐州。”《义净遗书》记其在长安荐福寺临终前嘱咐僧徒道：“齐州孤妹诸亲眷，并言好住”。齐州即今之济南。所谓“山庄人”直接在齐州之下，未署州下所辖县名，不合惯例。按《新唐书·地理志》，“齐州”下所辖领的县有“山茌县”，显然在传写中人们把“茌”误写为“莊”(简化字为庄)了。

山茌即今之长清。义净自言8岁时在齐州城西40里的土窟寺出家，该寺正当今之长清界内。至于有关文献说他是“范阳人”，这是唐人好称姓氏郡望的习惯。如李白称陇西李氏，房玄龄称清河房氏，传说也称范阳张氏等，均非指其乡里。后人不了解，于是有的人就误以为义净是范阳人了。

玄奘取经是由陆路来回的。义净则“以咸亨二年(671年)发自全节(济南)，达于广府。”他是从济南出发到广州，经印尼的苏门答腊进入印度。他在当时的佛教文化中心那烂陀寺潜心学习了10年之久。特别是他广泛结识和调查了当时在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其中竟有两位是济南去的和尚。一位名道希，齐州历城人，约在655年左右从吐蕃 (今西藏)到印度。他“有文情，善草隶，在大觉寺（印度名寺）造碑一首”。并且从中国带去了汉译佛经400余卷，捐赠给那烂陀寺，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另一位名师鞭，也是齐州人，约于665年随玄照禅师自天竺到西印度，“善禁咒，娴梵语”，并与道希在印度相遇，同居一夏，死时才35岁，道希在50多岁也死在印度。义净到达时没有见到他，赋诗吊念：“如何未遂传灯志，磕然于此遇途穷。”这些僧人的境遇很艰苦。义净本人就在途中遭过两次抢劫，险些被土著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