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对母亲并不理解。一个文革前的名牌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生，解放前上过县女子中学，每天穿着蓝色的裙子、雪白的筒袜，（据说常常有男生扒着学校的墙头看她们下操），1971年以后，却在那样一个低贱的岗位上几乎一直干到退休。虽然谁也没说过那工作低贱，但在一般人眼里绝对算不上体面，单位的收发室，收收报纸，发发电报而已，没有权力，也谋不了实惠，更难有什么作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除了把这归结为时代的错乱，心底里还是暗暗怨她不争气。

    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或许那就是她最好的生活状态。清清静静，与世无争，可以优先看很多书报，集很多邮票，把发电报的纸订成很多小本子，给我用来打草稿。墙角的大纸箱里，永远有很多旧报纸、旧画报，可以供我们剪贴，或者拿回去包书皮，或者做成漂亮的纸盒子、小钱包。

    每天她必须去一趟邮局，发电报。上午等各科室把要发的电报送来，她收拾收拾就出门了，回来差不多已是中午，就直接回家。通常她都会带回来一大捆菜，因为会路过一个国营菜店。除了买些人吃的菜，她还会捡一些菜叶回来喂鸡。

    喂鸡的时间总是在中午。当她在案板上切那些菜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鸡们，通常都有十只以上，就已经围绕在她脚旁，兴奋地咕咕叫着，挤来挤去。她就一边切菜，一边维持着鸡群的秩序，“去去去，不准抢！”“急啥子嘛，饿痨鬼啊！”然后她把切好的菜拌上糠或者剩饭，分到几个盘子里，鸡们呼拉一下涌上来，妈妈则退到一边，笑眯眯地看着，嘴里不停地发出念叨。

    其实，她是个言语不多的人，大众场合她总是坐在角落里，从不插话，安安静静。

    她喜欢安安静静地看书，看到黛玉死了，会哭。

    她还喜欢种菜，在河沟旁开了两块荒地，种得有向日葵，也有丝瓜、白菜、豌豆苗。我们家后面有个小院子，除了养鸡，还种了一棵葡萄，一到夏天，头顶上郁郁葱葱，绿叶间果实累累。那沉甸甸的葡萄上，有一层淡淡的霜，看上去那么新鲜。我就常常搭一个木凳，瞅着哪串熟了就剪哪串下来，或者站在凳子上，瞅着哪颗顺眼就揪下哪颗，直接放进嘴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的葡萄小有名气，因为是从农科所要来的种苗，说不出是什么品种，但就是和别人的不同，特别大，特别甜，所以每年收获葡萄的时候，妈妈会剪下满满一筲箕，分成许多份，让我送给邻居。

    妈妈用了很多的时间来经营这一切，所以她安于那个收发室。没有人嫉妒她，也没有人来抢夺，对于她那种与世无争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职位比这更好呢？

    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健康再不允许。

    现在想来，工作于她也并非没有乐趣。在一大群各单位的收发员中，她就算是素质最高的了，因此在同行中颇受尊敬。每年邮局都要开发行表彰会，每年她都会带一包奖品回来，有时是一个热水瓶，有时是一床毛巾被，也很满足了。

    每个人的满足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或许对妈妈来说，有了家人，有了那些鸡，那些菜园，那棵葡萄，那个院子，还有每天喝上一杯的枸杞酒，她就已经很幸福了。何况是在那种年代，当时大有作为的人，后来未必结果就好，这对于能背诵庄子《逍遥游》的妈妈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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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以前的旧书，看到《你不来我也等》（1992年出版）最后一篇就是写母亲的，标题是“反叛命运的循环”。现在所写的母亲，事情还是那些事情，但立场已经变了。我对母亲的解读，现在和十多年前有很大不同，这大概说明，我对命运的态度变了，由反叛到和解，最后趋于和谐。

    这也是人生的必由之路吧。

    母亲去世已经十三年，越来越感觉到和她之间的血肉联系，记忆不仅未曾模糊，反而更加清晰，就像植物的根，越来越深地扎进我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