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丙午”铭文带钩:由鲁迅先生说带钩写起(为端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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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古代带钩与带扣 |
钩扣约束录(17)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先生,他也说过带钩?说过,只是人们在阅读时没有注意到,不知道这件事。鲁迅先生虽然在考古与文物研究上并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但却发表过一些相关学术论文,我在他一篇研究铜镜的文章中,读到他同时也提到了带钩。
想到30多年前在大学时,为着了解鲁迅,我曾花了近一个学期的晚自习时间,通读了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而且还仔细做了读书笔记。收入《鲁迅全集》第七卷的《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有约当1918年前后写成的《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一文,就是在这篇研究铜镜的论文中,鲁迅先生意外提到了带钩。
这座吕超墓位于绍兴兰亭以西约1公里的灰灶头村,查地图知道现名为灰灶村。吕超墓出土了志石,鲁迅先生也有专文研究,考定吕氏为南齐永明十一年十一月入葬。关于墓中出土的铜镜,鲁迅先生又专文进行介绍和研究,镜上难得的是铸有文字,铭有二层,因破碎而有缺失,外层云:“五月五日,大岁在未。吴郑蔓作其镜,幽涷三商,周刻禺疆,白□□□□,众神容”,凡卅字。内层云:“吾作明幽竟涷三商周□”,凡十字。镜铭提到的郑蔓,为汉代吴郡著名铸镜人,汉后造镜多假托这个名字,也是假冒产品,且不论它。鲁迅先生特别注意到为何镜上要铸“五月五日”作镜这样的铭文,他是这样解释的:
古人铸冶,多以五月丙午日,虞喜《志林》谓“取纯火精以协其数”(《初学记》廿二引)。今所见汉魏竟,带句(带句即带钩,竟即镜),帐构铜,凡勒年月者,大率云五月丙午日作;而五日顾未闻宜铸,唯索缕,采药,辟兵,却病之事,兴作甚多。后世推类,或并以造竟。家所臧唐代小镜一枚,亦云五月五日午时造,则此事当始于晋,至唐犹然。
五月丙午,五月五日,其实是同一天。鲁迅先生引《志林》说“取纯火精以协其数”,说古时是取干支都属火的月、日进行冶炼铸造,也是符合方士阴阳五行的术数。汉代王充《论衡·乱龙》就提到:“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乃能得火。”《论衡·率性篇》也有相同的说法,方士熔炼五种石块铸成阳燧,用于在日光下取火。方士以玄妙神奇处世,说是五月丙午日午时铸造才成,我们今日大可不必相信,不过古人大约是百信不疑的。
后来无论是否在五月丙午日铸器,铭文皆为“五月丙午”或“五月五日”。天津博物馆藏汉阳燧有铭文“五月五丙午,火燧可取天火,保死祥兮”,或说铭文为“五月五,丙午,火遂可取天火,除不祥兮”(天津博物馆:《东汉阳燧》http://expo.sc001.com.cn/museum/783/22969.html;李东琬:《阳燧小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04期),不仅是五月五日,还是午时,阳燧的制作可能真的是迷信这个时间。日本也出土过相当于三国时期的“五月丙午”铭镜,可见这信念影响之远。更有传奇色彩的是唐人在扬子江心铸造的“水心镜”,也是五月五日铸成,也有“五月五日”四字铭。见于《太平广记》引《异闻录》的记述,事在唐天宝三年。白居易的《百炼镜》诗,也吟咏了五月五日水心镜的铸造,诗中称之为“天子镜”,说一般人你是没有机会照那种镜子的。美国西雅图艺术馆藏有一面五岳镜,,有“五日江中”四字铭,当是水心镜之一种。
鲁迅先生家也收藏有这样的铭文镜,这也许是他关注五月丙午铸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古人将五月丙午定为制作阳燧取火的日子,觉得那是个太阳最盛的时节,按王充《论衡·
铸阳燧取重五日,有时一般的铜镜也是如此,也会铸上“五月丙午”之类的铭文,而且明确是作辟邪之用。制带钩也如法炮制,自然钩体也就出现了相似的铭文,也就应当有了辟邪的用意,鲁迅先生将这样的铜镜和带钩相提并论,也是由这一史实出发的。这样的带钩有传世品,考古也确有发现,而且也有了一定数量。
首先要提到的是,清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十著录的一件“丙午神钩”,全铭为“丙午神钩君高迁”,钩嵌金银丝,钩身作鸟喙神人抱鱼之形,钩首作兽面状。同时著录的另一件带钩铭为“丙午钩君高迁”,铭文简略,意义相同。其次是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藏的一件,“钩尾镂一鹰鸠头,头戴长冠,肩部伸出长爪,抱住一条上下可以活动而不能脱落的鱼”,背面有银丝镶嵌的铭文“丙午钩口含珠手抱鱼”九字(张爱云《玲珑剔透的丙午带钩》,《齐都文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也还有其他一些丙午铭带钩,不过并不是这种神人手抱大鱼的造型,也值得关注。
发掘出土品中,也陆续见到几件神人手抱鱼带钩,一般也都有“丙午”字样铭文。如1965年河北满城北庄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带钩,“钩体上浮雕一鸟首人身的怪仙,手抱鱼立于水波之上”。这怪仙酷似鸱鸮,尖喙衔住鱼吻,脚踩一蟾蜍。带钩背部有错银铭文九字:“丙午钩口含珠手抱鱼”(孔玉倩《错金银抱鱼带钩》,《文物春秋》,2001年3期)。又如1974年南京西岗西晋大型砖石墓出土的一件铜鎏金带钩,也铸成“神兽食鱼”状,只是未详有无铭文(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文物》1976年3期)。
远在东北的吉林榆树县刘家乡也出土一枚东汉错金银铜带钩,钩身作鸟喙神人,双手抱鱼,腹面错金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八字(吉林省博物院网站:《错金银“丙午神钩”铜带钩》http://www.jlmuseum.org/homepage_2.asp?id=116&type2_id=14)。
这一型带钩近年来又有三次较重要的发现,一在重庆云阳县旧县坪,一在湖北郧县李营,一在河南洛阳。郧县李营出土的神人抱鱼铜带钩属三国时期,钩背中部钮前有篆书“丙午神钩位至公侯”八字(秦楚网:《十大文物精品掀开面纱》http://www.10yan.com/html/News/SocialNewscoment/2008-12/22/072402842_2.html)。2006年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遗址发掘到一件错金银雕镂铜带钩,钩体镂雕一神人,鸟喙带翅,双手抱一鱼,背面有错银隶书铭文一行:“丙午神囗手抱鱼位至公侯”,时代推定为西汉时期(唐冶泽:《重庆三峡库区新出土神人手抱鱼带钩考》《中原文物》
唐冶泽先生由研究云阳县旧县坪神人食鱼带钩入手,认为相关的几件类似带钩上的神人都是鸱面、鸟喙、双翅,两手抱鱼,文字也都相差不多,“应属同一时代的产物,都是西汉时期所铸”。时代可能还不能这么笼统认定,属于三国和西晋时期的也有,如曹休带钩和南京西岗带钩。
唐冶泽先生特别注意到带钩手抱鱼的造型,认为带钩上的这个神人属于形象凶恶者,都具有镇邪驱魔的用意。带钩上的神人就是传说中尧时“四凶”之一的驩头,其原形为鸱鸮,既能避邪,又能避兵;其手抱鱼形,既是驩头的特征,又有趋吉的意义,应为当时武将所佩之物,其铭文也是一段吉语祝辞。
先秦时代人们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有重五是死亡之日的传说。《史记·孟尝君列传》记战国四君之一的孟尝君,是在五月五日出生。田婴以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风俗通》也有类似说法,“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宋徽宗赵佶据说是五月初五所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古人以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事实上也是恶疠病疫多发之时,所以要插艾叶、挂菖蒲、喝雄黄酒、配香囊,用于驱邪辟邪。而在这一日铸镜造钩,也都有辟邪的用意,虽然只是方士们的主意,但社会大体是认可的,实际也是寄托了一种平安的期冀。当然也有明白的封公封侯的追求,那一时代的励志口号是“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表现在钩与镜的文化上,是一点儿也不含蓄,一点儿也不隐藏的,人们要将出将入相的理想明明白白地铸刻在坚硬的铜器上,而且想着还要昭示日月鬼神,那也是一种时尚一种酷吧。
(适逢端午临近,作另类文字,看另类端午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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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藏东汉铭文阳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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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榆树县刘家乡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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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郧县李营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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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云阳旧县坪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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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曹休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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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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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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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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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