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漷阴志略校注》前言（初稿）
(2019-06-23 1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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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印痕留史乘
大约是二〇〇四年，因工作关系，偶得北京市通州区史志办公室影印的《漷阴志略》一册。
漷阴，旧名，位于通州西南，即今日之漷县镇一带。《漷阴志略》是了解漷阴（漷阴县、漷州、漷县）的地情资料书。此志编纂于清道光年间，由于没有刻版印制，因而只有抄本流传。二〇〇三年，通州区史志办影印了《漷阴志略》（小清仪阁写本），但并未做任何点校注解。余得此本后因忙诸事无暇顾及，退休后方得多次翻阅。又查此方志未有正式出版，遂决定动手整理、校注。
所欲何为？一则余有所好，闲常浏览古文，虽才疏学浅，惟愿爬梳剔抉，乐此不疲，娱余晚年；二则长期从事地方志工作，耳濡目染，多少也接触一些古籍旧志，不算陌生，加之手边有些史籍、志书、专著、工具书，方便查阅，还能利用网络搜集信息、资料；三则《漷阴志略》（以下简称志略）不足万字，自觉体力精力可为之，再如何也不令拖累。遂启笔写下“漷阴志略校注”几个字，孰知区区六字，耗时两载。当然，其间因它事多有停顿，后又获首图藏本再复校，力求校注准确，果然多有所获，虽费时长些，但确有裨益。
时光荏苒，不觉早晚，今将此稿推出付梓。正文之前先行绍介漷阴其邑、志略及编纂者、漷阴与方志、志略抄本、点校与注解等项，以飨读者。
一、关于漷阴
谈《漷阴志略》之前先了解一下漷阴。
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有一个漷县镇，看这个地名就知道它曾经是个县级行政区域。现在的漷县镇面积约一百一十多平方公里，辖三个社区、六十七个自然村。它位于北运河与凉水河交汇处，毗邻京杭大运河发端地，东邻河北省香河县，南与天津市武清区接壤，距离通州城约二十公里，是通州靠近区界的小镇。
漷，一个不常见的汉字，从字面上看，包含着一片云水、一座城郭。在历史上这里曾被称为漷阴、漷州、漷县，地域面积也大于现在。它因水而生，随水而兴，也因地洼而频遭水患，落得民不聊生。
据《辽史·地理志》记载：漷阴县。本汉泉山（州）之霍村镇（专家考证北京唯一明确知道的汉代村名即泉州霍村）。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在京东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金史·地理志》云：大兴府漷阴县，辽太平（年号）中以漷阴村置。《读史方舆纪要》载：漷县，州南四十五里，南至武清县七十里，汉泉州县也。辽初，漷阴镇升县，以在漷河南也。《元史·地理志》云：元初，漷阴县为大兴府属邑。至元十三年（1726）升漷州，属大都路。
以上记载可见自辽至元代，漷邑很受重视，这与其自然、地理环境关系极大。辽、金、元都是马背上的少数民族政权，骑射与游牧环境极为重要。当时的漷阴东有港沟河(笥沟)，西有雍奴薮辽阔湖沼，是契丹民族南下华北后弋猎、骑射的理想地方。后晋天福元年（936），此地划入契丹。辽会同元年（938），契丹在燕京设立陪都称南京，将距南京数十里的雍奴薮改称为延芳淀。以“捺钵”活动需要及保障港沟河漕运，在此设置了漷阴县，其县治在漷阴镇（旧霍村镇）。金代沿之。到了元代，又因蒙古贵族统治者“捺钵”习俗影响与漕运之需，再将漷阴县升置漷州，领武清、香河二县。
捺钵，契丹语词，是行宫、行营的意思。自辽代以来，“捺钵”被引申为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辽史•营卫志(中)》云：“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契丹人是游牧民族，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帝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不在皇宫里，这种生活方式使其处理政务并无固定的场所，因而“四时捺钵”既是皇帝弋猎的行宫，也是治国理政的场所。而这种“捺钵”的地点，自辽中期以后便大体固定了下来。
漷阴距离辽朝陪都南京析津府仅几十里，域内又有巨大水泊----延芳淀。据今人推测，辽代的延芳淀范围，可能是北起张家湾、台湖，南至凤河北岸甚至包括天津武清北部地区，西起羊坊、马驹桥，东到大北关、牛堡屯、于家务、永乐店。这样一个广阔的水丰草美、植物茂盛的湿地，当然是捺钵地点的首选，是皇帝举行大型弋猎活动的理想场地。据《辽史》记载，自统和七年（989）至二十年（1002），辽圣宗和萧太后曾六次驻跸延芳淀，而且还修建了太后的行宫--神潜宫和辽帝的行宫--长春宫。
辽置漷阴县还与漕运有关系。当时辽为了加强陪都南京的经济实力，需从辽东调运粮物。辽圣宗时，由萧太后（燕燕）主持在漷阴境内开挖了运粮河，称萧太后河，与港沟河相接，经潞水等水系来转运从海上运来的辽东粮物。
金源时期，漷阴县改隶大兴府。金沿袭了捺钵习俗，金帝还以长春宫为行宫在漷阴游猎，但在季节性与时间规定上不如辽严格。同时金廷也十分重视发挥运河作用，整治漕河。金章宗时规定，包括漷阴在内的漕河经过的各县，县官都有维护运河、催检漕船纲运的职责，保证军事和粮物的运输需求。
与辽、金一样，蒙古帝后及王公贵族亦善骑射、喜弋猎，同样具有捺钵情结，但入主中国后，元朝的捺钵习俗则与金代相似，即“夏秋出塞，春冬在燕京也”。《元史》云：“春冬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由于永定河、潮白河洪水泛滥，延芳淀渐被淤塞，成了几处较大的水泊，被称为飞放泊或海子。当时漷阴域内有马家庄、栲栳垡、南新庄三大飞放泊及柳林海子，是帝王贵胄常来游幸猎鹅的场地。据《元史·本纪》记载，元世祖大体每春正月底或二月初赴柳林畋游，未几即返大都。元朝的皇帝几乎都来过漷州柳林驻跸、行猎，并在此建造行宫。还调军队在水泊边建呼鹰台，修筑运河大堤和疏浚河道。
元末，由于战乱、灾害、水系和环境的破坏，漷邑曾经的水丰草盛的情景不见了，地荒人稀，民贫赋薄。“明洪武四年（1371）徐达迁沙漠遗民至北平屯田，通州设八屯，漷州设九屯……”（见2003年版《通县志》），徙山后遗民一千一百多户来漷屯田。洪武十四年（1381）二月，漷州降称漷县，隶通州。“迨至明季，徭役繁重，兵燹频仍，于是阖室流亡，井邑荒寂，几不可支。（见《漷阴志略》）”明清以降，漷邑经常遭受水、旱、蝗、雹灾，洪水决堤，地震时疫等给当地民生造成极大伤害。而作为大运河沿岸之邑，还要承担维护河堤、迎送御驾，粮税徭役等重负。清初八旗圈地，肥田沃土多为旗人所占。顺治十六年（1659），漷县省入通州，由管河州判兼理之，到了道光年间仍管領四十八个村荘。此时的漷阴已是“废城蔀屋，絃诵无闻，除防守运河外，加以马草、官车、旗租诸役，日不遑給，小民之噢咻，不异曩时”（同上）。民国二年（1913）六月，裁撤漷县州判。
关于漷之治所，从旧志、史书及有关著述中的记载摘录如下：在辽太平年间(1021—1031)设置漷阴县时，将县治(即县政府)设在漷阴镇，即原来的霍村镇。元至元十三年(1276)，在漷阴县域内的柳林镇设置漷州。元朝在柳林设立行宫时，州治南迁到了武清县的河西务，而约在元至正初年，州治又北迁到漷阴县的漷阴镇，州治、县治同在一处。明洪武十四年(1381)，漷州降为县后，漷阴镇只存漷县县治。清顺治十六年(1659)漷县废，原县域成为通州直辖区后，其县治地方仍设置一个通州州判署，主管大运河治理事宜。在民国二年(1913)，州判署撤销。
从辽太平中至民初的八百多年间，漷邑经历了置县、升州、降县、省入、裁撤。世事沧桑，风水轮转，霍村镇周而复始回到漷县镇。历经辽金元明清五朝，终成一部《漷阴志略》，为华夏史乘留下了一抹其兴衰的印痕。
二、志略及编纂者
二〇〇六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给地方志书定义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漷阴志略》（以下简称志略）是记录北京地区历史上一个行政区域----漷阴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等情况的资料性著作，属于地方志书的一种，但与其他旧志又有所不同。首先，志略记述的项目不全，甚至缺少一些重要的内容（缘由另说）；其次，明清以降，方志纂修多以官修为主，各志几乎都有从官吏到士绅多人参与，众手成志。而志略是在漷县裁撤后编纂的，主要参与者仅“一官一民”，尽力搜罗资料，纂出一部志略。所以尽管体例不备，但“此志为漷阴诸志仅存者，资料之珍贵自不待言”（罗保平：《北京的州志与县志》）。
著名学者王灿炽先生在《燕京古籍考》中介绍志略：“清管嗣许修，管庭芬纂。不分卷。存。抄本。道光十年（1830年）秋，管嗣许任通州管河州判，驻于漷县旧署。不久，其从弟管庭芬拟应京兆之试，北游通州，遂寓其署中。管嗣许颇重视收集和整理原漷县地方文献，并委托管庭芬搜集资料，编写志书。”
管嗣许，字厚坤，号蓼吟，浙江海宁人。他在《漷阴志略序》中讲明编纂此志书的因由：“（漷）邑故有志，历久弗传，未得考沿革之大略。适从弟芷湘擬应京兆之试，南来税驾署斋，暇日为余从畿輔通志及通州志中及漷阴旧乘者，悉纂而录之，并于京邸友人处检阅群书，有涉漷事，复为裒益，即排比为一卷。”管嗣许很关注自己任职的地方历史，察觉漷阴原来有方志但都遗佚了，以至于现在都说不清它的历史沿革。恰堂弟芷湘赴京住在他的判署，遂请兄弟帮忙，抽空搜集了一些关于漷阴的历史资料，并将其汇编成了一卷（志稿）。管嗣许作为当地的行政长官，积极倡导修志之事，选择编纂者，提供诸多方便，并为之撰写序言，称为主修不为过，因而使志略带有官修色彩。
管庭芬(1797—1880)，管嗣许族弟，字培兰、子佩，号芷湘，晚年又号芷翁。浙江海宁（海昌）人。清代诸生，方志学家。清道光十年（1830）秋，因应“京兆之试”，住漷县管河州判衙署内，受其兄管嗣许之托，于道光十一年（1831）秋，纂成近万字的《漷阴志略》。
管庭芬在《书漷阴志略后》介绍了自己编修志略的经过：“暇日策蹇河堤，考神潛之故宫，询景命之废殿，惟故老指示其处，凭吊荒墟，徒增感慨耳。闻明万历间修有邑乘，遍为访求，欲详今昔之利病，而漷无收藏者。于是读畿輔通志诸书，稍得其涯略，凡引旧文，悉为甄录。复假秀水汪芝楣评事京邸藏书，潛心寻绎。并漷士徐茂才文奎、晋阳赵上舍德寅所述近事，皆笔而存之。虽挂漏殊多，姑依類编为一卷。” 分沿革、川源、堤防、村集、城池、衙署、铺递、寺观、桥梁、坊表、古迹、学校、塚墓、人物、风俗、物产，文咏、灾祥、逸事十九类。是时漷阴县已并入通州，故名曰《漷阴志略》。按管庭芬解释：“以官司选举之未备，碑版田赋之未详，不足以为完书，未宜付梓。”故志略没有刻版成书，所传者皆抄本。
作为编纂者，管庭芬记述事物颇为严谨，所引资料皆注明出处。其中既有辽史、元史、通志、州志等史籍类，又有长安客话、燕山丛录、查浦辑要等专著类。他注重调查研究，不辞辛苦，多地踏勘，对所用的史实做仔细考证，进行田野调查。如佑国甘泉寺遗址、长城遗址、永乐店坊表现状等。他在搜集资料时关注民生，了解民间疾苦，重视采访、记录当地社会现状，如在《逸事》中记载：“漷滨运河，地沙碱，收获极薄，间有膏沃之地，多系皇亲驸马庄田。正徳间又被权贵侵占数多，小民因地窄差烦，逃竄流亡，不复归业。”由于他认真、严肃的记述，使志略能够反映历史真实风貌，具备了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
余阅志略，既为管庭芬所为点赞，又不禁叹其缺憾。当然，管庭芬已言“官司选举之未备，碑版田赋之未详，不足以为完书”，只是觉得当时可以做得更完美些，因为他的时间还是比较宽裕的。道光十年（1830）十月，管庭芬为何进京？管嗣许说他是“擬应京兆之试”，其实他并没有参加任何考试。据他的日记和友人往来信函，此次进京本是设法“援例”（政府照顾屡试不中的老考生一官半职）或“占籍”参加顺天府乡试（就是换个地方高考）的，但并没有得到机会，而且还错过了浙江的乡试。在漷期间，他分别于十一年（1831）四月初一至初六、八月廿一至廿四，两次短暂到京师活动，后于十一月廿八告别兄嫂，离开漷阴第三次进京，并于十二月初四离京南归，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回到海宁家中。在这期间，管庭芬没有备考的负担，因而有较充裕时间查阅史志资料、采访文人士绅，乡村田野调查，确实做了不少编纂事务，但有些可“顺手牵羊”而并未谋之。如他完全可以了解清楚漷阴几个历史时期的“四至”，将其记录在案。再如只提漷阴“坿郭四十八村庄仍为管领”，可都是哪些村庄呢？记载并不难吧？遗憾没有，更遑论“漷南四十七村庄，漷西六十三村庄，漷東五十五村庄，共一百六十五村庄”的村名了（州志里有名录，使吏人誊之即可）。另外，旗庄的存在是清代农村行政、政治、经济的特点，如能标示哪些曾是旗庄不更好吗？等等。
管庭芬是道光十年九月辞别老母弱妻幼子离家赴京，在漷已有一年多。“时因倚闾心切，刻日南辕，未遐更从事于斯……”他不能再继续耽搁，只能寄希望后人完成未竟之事。
综上所述，《漷阴志略》可谓州判管嗣许主修并作序，经管庭芬查寻典籍、遍访乡野、广罗史料，历时一年编纂完成的地方志书。尽管多有缺憾，瑕不掩瑜，仍不失为珍贵之地情资料著述。
三、方志与漷阴
中国历代有编修地方志的传统。方志发端先秦，兴于汉唐，两宋繁荣，元明寻常，以清代为鼎盛。据考证仅清代流传下来的地方志书就达五千多种。明清以降，志书官修成例，州府县均承担有修志的责任，且勉力完成。漷阴自辽置县后至元代，没有发现编修过地方志，从明初至清道光年间，据考曾有过八次修志，除志略外均已遗佚，只能在典籍、史料的记载中寻找一些佚文或蛛丝马迹。
明洪武《漷州图经志书》 卷数不详，已佚。见《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暑字号第一厨书目“旧志”二册。据现存的缪荃孙抄《顺天府志》（即《永乐大典·顺天府》）推断，《漷州图经志书》约修于明洪武九年（1376），为刘崧纂修《北平八府图经志书·北平府图经志书》的一个组成部分。据现有史料推测，这部图经志书应是记述漷阴的第一部方志。
永乐《漷县志》 是明代编纂的第一部漷县志，编撰人及卷数无考。《文渊阁书目》往字号第一厨书目“新志”著录。明永乐十六年（1418）朝廷颁布《纂修志书凡例》，并诏令纂天下郡县志书。于是各地州县纷纷动手编修方志，并在此基础上修了《顺天府志》（已佚）。余推这部漷县志应为府志之一部。
成化《漷县志》 系明代董方纂修，卷数不详，已佚。清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有著录。董方（1416-1483），字仲矩，漷人。历任大理寺左寺副、左寺正、右寺丞、右少卿、刑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刑部尚书等官职。他为人正直，执法公正，纠正、平抑不少冤案。董方还热心修纂方志及家乘，曾“创修漷县志”，未就而殁，原稿逸失。以我之见，董方编纂志书不应算是官修，他虽然是朝廷大员，但非地方长官，也并未领命而为，只能算是“个人喜好”了。
明神宗（万历帝）在位四十七年，期间漷县有过四次修志，但具体时间都不详，而且都没能保存下来。管庭芬在《书漷阴志略后》云：“闻明万历间修有邑乘，遍为访求，欲详今昔之利病，而漷无收藏者。”可见在清道光年间就已找不到了。
万历漷县志（一） 明张祥修纂，卷数不详，已佚。清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有著录。张祥，字梦麟，号鲁郊，漷人，明万历四年举人，做过山西壶关知县、原武知县，有政誉。他曾修纂漷县志，但终因仕籍所累，未能付梓。
万历漷县志（二） 明徐玠等修纂，卷数不详，已佚。据清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载，徐玠系漷邑贡生，官至全椒知县。他和张祥二人都曾创修过漷县志，“因循岁月，又各以先后登仕籍，莫克就绪，每谓惜之。”
万历漷县志（三） 明魏之干等修纂，卷数无考，已佚。魏之干，山西武乡人，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任漷县知县，后调良乡。明《内阁藏书目》著录云：“漷县志二册，全，万历癸巳邑令魏之干修。”清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亦著录。
万历漷县志（四） 明艾友芝等修纂，卷数不详，已佚。据清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记载，艾友芝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任漷县知县，曾延邑人聂启元、李铠等重修县志。现存的清光绪《通州志》收录了聂启元所撰的《漷县志序》，介绍了明代修漷县志的情况，以及艾友芝等修纂县志的详细经过，指明这部县志“体例严整，不滥不遗”，记事准确，真实可靠，使后人得以征信。艾志虽已佚，但在后来有些志书里还能找到一些佚文，供后人采用。
另外，在《畿辅通志》《(光绪)顺天府志》《(乾隆)通州志》《(光绪)通州志》等方志中都有关于漷阴的一些记载。
四、志略的“钞本”
由于《漷阴志略》完成后并没有刻版印制，因而流传的是一些抄本。余最初接触的是“小清仪阁写本”，后来有了点校、注释的设想，才尽力搜罗流传于民间的其他抄本。但因年迈不便，孤陋寡闻，也无力远途跋涉，所能找到的不多，现将搜寻到的抄本信息及线索绍介如下。
（一）《漷阴志略（小清仪阁写本）》（简称张写本）
2003年9月，北京市通州区（漷阴所在地）史志办公室影印了《漷阴志略》（小清仪阁写本）。其《重印<</span>漷阴志略>序》云：“漷阴县自辽太平年间建县，至清顺治十六年（1656）裁入通州的六百余年间，曾多次修志，但未能流传下来。道光十一年（1831）由通州驻漷州判管嗣许主持，管庭芬编修的《漷阴志略》成为记载原漷阴县情况仅存的志书。极显珍贵。该书未刊刻，只以缮写本流传，数量极少。现以‘小清仪阁写本’为底本重印，供社会各界参阅。”
此序未对小清仪阁写本来历及与志略稿本的关系做出说明，因而无法确定其可靠性，所幸还有渠道能了解到一些情况。《浙江图书馆稀见方志提要》（作者：张群）一文提到：“《漷阴志略》一卷，清管庭芬纂。清道光十一年（1831）管嗣许抄本，无界栏，半叶九行，十一行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开本高25厘米，宽14.4厘米……”“此本竹纸抄写，全一册，字体工整隽秀，原为海宁管氏家旧藏。1951年由海宁管大雄（管元耀之子）捐赠给浙江图书馆。”从以上文字可以推断，浙江图书馆收藏了漷阴主持修志的州判管嗣许抄本，他当时抄录了管庭芬的原稿。在没有管庭芬手稿（或其著作）的情况下，这个抄本就应该是比较权威的“版本”了。
那么“小清仪阁写本”何来的呢？该文提到“浙江图书馆又藏是志清宣统元年（1909）张氏小清仪阁抄本。卷末海昌张光弟跋曰：‘今向管君元耀假得原稿，原稿录制，以免失坠，已酉夏。’前录道光十一年（1831）管嗣许《漷阴志略序》，后有管庭芬《书漷阴志略后》。道光十一年（1831）管嗣许抄本同此，故张氏小清仪阁抄本即录此道光十一年管嗣许抄本。”
张光弟（1875-1916），字渭渔，海宁人，藏书家，好收金石书画，小清仪阁主人，《海宁州志稿》有传。管光耀，字慎之，号振志，海宁人，管庭芬之族曾孙，藏书家，好辑传记史乘。有子管大雄。由上述可以判断小清仪阁写本源自管嗣许抄本，但由于没有见过浙图藏本，通州区史志办影印本也没有附张光弟的跋，如何甄别这个影印本呢？经查张光弟所藏钞本有在每叶左下角书写（或加印）“小清仪阁写本”字样的做法，如《海宁经籍志备考》抄本即如此。通州影印本的每叶左下角均有竖写“小清仪阁写本”，且与正文笔迹相同，以此为据而判定了它的身份。此在本书中简称“张写本”。
张写本以行书抄写，字迹清晰，书写流利，较为工整，基本每叶十行，左下角标有页码及“小清仪阁写本”字样。抄本中存在少量的错字、丢字、漏字或句等毛病，但不知是否是抄者的缘故了。本次校注即以其为底本，以上所说问题均在书中指出。
（二）首都图书馆藏《漷阴志略》（简称首图本）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出版《[道光]漷阴志略》影印本（通州方志集成之一）。该志略是与《乾隆通州志》合集出版的，在志略的出版说明中介绍了此影印本是“道光十一年（1831）抄本。四周双边，半叶十行，行二十字……今据首都图书馆藏本影印。”（与管嗣许抄本版式不同，加盖首图藏书章）
该抄本为楷体，字迹工整，笔画清晰。从书法角度看属于清代馆阁体，可称为善本。但该志略中并未交待抄录的时间、稿本及抄录者的情况。与小清仪阁写本互校发现，有的错讹处一样，有的此错彼对，或此对彼错，很难判定是否是同一底本，谁先谁后。此在本书中简称“首图本”。
（三）马春怀抄《漷阴志略》（简称马抄本）
校注志略之初，在网络上搜寻资料时，查到一份PDF文件形式的《漷阴志略》。该文本是用繁体字排版，竖排无标点符号，版框内文字分左右对开两版，中间以书名和页码相隔。该文本最后有一篇署“一九八八年马春怀传钞”的[漷阴志略后记]。“后记”云：“漷阴志略是一部稀见地方志，因管庭芬編纂完稿时未付枣梨，即已南旋，原稿存吏人之手。日后未刻板流传，仅有传抄本，因极为鲜见……地方志是研究历史、地理、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历代民俗的珍贵资料，对学术界有重要参考价值……对研究辽、金、元三代史更是必备之要籍。因此书极为稀少，特此抄写，为祖国文化遗产尽一点微簿之力。特借漷阴志略予以抄写，流传于后世，娱全晚年。以此书虽经校过，难免还有遗漏或错误之处，尚望各界方家指正。”（原文如此）
经查，马春怀先生为北京中国书店的老员工，已经去世。2018年4月，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拍品有马春怀藏的数十种古籍，有木刻本、油印本、石印本等，但书目中没有漷阴志略。余虽经努力搜索，但除了这份排版录入的志略外，没有找到马春怀的手抄本线索，也不知他借的是哪部抄本。有意思的是，在登录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时，所能查阅的《漷阴志略》，竟然是如前所述的马春怀抄本的竖排版录入的版本！此在本书中简称“马抄本”。
（四）康颖抄《河北漷阴志略》（简称河北本）
北京市数字方志馆古籍库可以查阅到此抄本。正文前注明“以原稿本传抄河北漷阴志略”“家藏稀见方志”。目录前有管嗣许的序，正文署“海昌管庭芬芷湘氏纂”。抄录的字迹清晰，行书书法流畅，但仍有错讹之处，且未加以校对，甚至有个别词句、段落漏抄。该文本也有一篇[漷阴志略后记]，其内容与马抄本几乎一样，并提到“因此书极为稀少，余虽年逾花甲，尚有一点余热，想为祖国文化遗产尽一点微簿之力。现以某高等学府图书馆所藏抄本漷阴志略一部为底本，予以抄写，流传于后世，娱余晚年。”
最后署“乙丑年冬月写于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乙丑年为1985年，未查到癡叟康颖是何许人也。该文本“后记”同样是没有说明底本的是何种抄本。经与张写本、首图本核校，有些错讹处是一样的，有些则是其独有的。特别是《逸事》部分，与张、首二本相比，河北本缺六段文字之多（但又与马抄本所缺一致）。河北本与马抄本相核校，马抄本比较明显的错处河北本基本没有，但有些一时不易看出的错讹几乎一样。起码可以说明两本是有渊源的。
（五）关于志略抄本的其他线索
陈光贻著《稀见地方志提要》卷一（京津沪）：漷阴志略一卷，道光十一年修。稿本（北京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小清仪阁抄本）。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藏《漷阴志略》抄本。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登录网站查阅《漷阴志略》（即繁体字竖排版的“马抄本”）。
拍卖品信息：2017年8月19日，青岛之夏艺术品拍卖会，拍卖古籍善本《漷阴县志》（实为志略），尺寸28×17cm。拍品上有钤印“云阁一字叔张”，原装一册，纸本、散叶，清末民国间稿本。随此信息附拍品照片二帧，从图中书写的字体看，与张写本、首图本均不同，亦不知拍卖结果。
五、点校与注解
予才疏学浅，全无校注古文之经验，方一上手即察觉看似容易实则难。随着资料的增加，多阅读、摸索，借鉴前人成果，慢慢开始手顺，并理出些头绪，自我制定了校注规则。
首先确定以小清仪阁写本（即张写本）为校注底本，原本繁字体全文照录，张写本的分类（十九类）及段落保持原状不动，底本中有些应分段落而未分之处，亦保持原状，只加“字空”以示。书中每页文字按照原影印件录排（极个别的归并），不论页尾词句是否完整。每页均附底本影印图作对照。总之，尽量接近原状，既方便读者分析研究之用，又防止校注中出现错漏。
（一）标 点
底本（张写本）全书无句读。此次点校采用现代标点符号，但因志略有些地方引用史志、著述的内容时并非是原文，或多或少有些摘编、缩减，故对各类书名均未使用《 》（书名号），所有引文、话语亦未加“ ”（引号），有些文章名称、词组使用了『 』号。为避免歧义，有些字词下方使用了__（下划线），如山品(嵓)、曰能(罷)、分心(忿)等。
（二）核 校
此项极为重要，但因无稿本，唯以现有资料为准进行核校。全书文字与首图本文字进行互校，凡涉及史书、旧志、著述之处，均以原著为准，多种资料进行核对、校正。有些资料书籍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二十五史河渠志》《长安客话》《日下旧闻考》等。今人如王灿炽、尹钧科等人的著作，亦极有参考价值。而对有歧义之处，则更是多方考证。如地名词“看丹口”，首图本与张写本均错为“丹山口”，虽据《明史•河渠志》改之，可仍反复核对旧志及《永乐大典·顺天府》等资料，力求准确。
（三）注 解
全书注解使用简体字。对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地名、年号及年份加以解释，并注明公元纪元年份。所有注解都以工具书、史书、专著为准，涉及行政区划的以《中国历代政区沿革》记述为准。对文中的一些古汉语词语作简要解释，必要时说明本义，重点是针对本文释义，其他阐释不多涉及。对于一些把握不准的，歧义较大的，一般不做注解，或有也多义并存。
（四）校注劄记
本书除了【注解】外，还在有些页后附有【校注劄记】。劄记内容或是校注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或是对各个抄本之间异同的考证，或是与本页内容有关的一些资料，等等。余以为这些对阅读者了解志略、漷阴、某些人物、事件等有所帮助，亦是注解、点校的必要补充。
必需说明的是，限于本人水平，这些点校、注解及校注劄记的内容会有不确之处，甚至存在谬误。然文责自负，愿抛砖引玉，虚心听取读者意见，并望方家指正。
是为前言。
乙亥年（2019）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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