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关于初中唐宋贬谪文学作品的教学
(2013-05-14 14:09:56)| 分类： 文化 |
贬谪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一个现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灿烂而光辉的一页，中国文化最鼎盛最繁荣的时期是唐宋，唐宋时期的贬谪文学是组成其繁荣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正因为此，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大量的贬谪文人的作品，如杜甫的诗《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望》、《登楼》，韩愈《马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柳宗元《小石潭记》、《江雪》刘禹锡的《陋室铭》、《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和《秋词》，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苏幕遮》、《渔家傲》，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水调歌头》《浣溪沙》（两首）、《江城子》等，绝大部分的作品集中在八年级下册，特别是八下的第六单元，连续三课《小石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均是贬谪文章。这些散文，或因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而名垂史册，或因其优美的文字而千百成诵，或开创了一代文体格式，或引导了文学的一个思潮……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上好这些课文，其实是将中国文化中的兼济天下、忧乐关乎百姓的孔孟思想，独善其身、寄情山水的老庄思想，荣辱不惊、慈悲悯人的佛家思想传授给学生，是将寄情于事、情景交融的写法教给学生，是将凝练优美的文字教给学生……
《说文解字》云，贬，损也；谪，罚也。指古代官吏因过失或犯罪而被降职或流放。从“庙堂之高”贬往“江湖之远”是中国君王惩罚文人的最主要方式。因为由都城而至荒远穷僻之地，中国贬谪之士除了有一种失志的苦痛之外，还要承受物质生活的贫乏和置身“蛮夷”的精神痛楚。贬谪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凄楚忧伤，和对于生命的执著，对于理想的追求，构成了贬谪文学丰富多样的内涵。文人贬谪而形诸歌吟，自屈原而始，屈原一生被流放两次，但因此而有了著名的《天问》、《离骚》《九章》、《九歌》。那种执着理想信念，绝不改易操守的精神，那种固守赤子之心，眷恋热爱古国的深情，那种维护人格尊严，不惜抗争到底的决心，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代文人，直至唐宋及以后。
从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历代的统治者都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主要思想，所有文人接受的都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教育。所以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文学的很大一部分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而被贬谪则是政治失意的很大部分，贬谪文学也就成了中国文学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唐宋时期，社会基本稳定，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他朝代，文化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学而优则仕”，成为许多读书人的梦想，所以政治家都是由极优秀的文人通过科举制度的考核而产生的，当这些文人在无法实现自己的伟大政治理想时，便将自己的抱负理想、委屈愤懑的情绪、对自然宇宙人事的思考通过高超的文字表达技巧“发诸于外”，于是深刻而美丽的贬谪文学便繁荣了……
初中文言文中，涉及到贬谪的事件主要有四个，一是与柳宗元、刘禹锡有关的唐王叔文发起的“永贞革新”（805年），永贞革新是针对唐代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推行的政治革新，柳宗元和刘禹锡都参加了这个集团，但改革不到半年便失败了，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被贬至人迹稀少的永州任司马，半年后，老母去世；壮年柳宗元贫病十年，死于任上。刘禹锡先贬朗州，后辗转“巴山楚水二十三年”，受尽磨难。被贬以后，两个人的身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政治家转而成为了文学家和哲学家，才有了清冽的《小石潭记》，才有了孤高的《陋室铭》，宽广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高扬的《秋词》。他们是不成功的政治家，但绝对是成功的文学家，而他们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就在于他们政治上的不成功，所以他们是唐代贬谪文学的代表。但两个人在事件中流露的情感不同，所以文风迥异。柳宗元的不屈中有悲苦，《永州八记》寄情山水，流露于外的是凄苦忧郁；刘禹锡不屈中有豪迈和抗争，《陋室铭》更多的是清高和自信。
二是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宪宗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于是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样被贬至蛮夷之地，一样有愤懑忧郁之情，但韩愈却将自己的愁愤放在一边，任刺史八个月，驱除鳄鱼，为民除害；聘请教师，创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使潮州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哀而不伤，韩愈将自己交付了天地百姓，于是他与江河一样不朽。理解了韩愈的这次贬谪，也就理解了他“朝奏夕贬”的悲愤，也就理解了他不遇伯乐的不平。
三是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提出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庆历四年，改革失败。滕子京被贬岳州，范仲淹被贬邓州，欧阳修被贬滁州。一两年后，岳州虽政通人和，但滕子京仍有激愤之色，范仲淹借为岳阳楼作记，劝勉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乐关乎天下。欧阳修在滁州“乐其乐”，于是有名满天下的《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
四是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4个月，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这也成了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致君尧舜”的仕宦人生，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他因贬谪而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于是他逍遥闲适、超然淡泊，所以有“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的清新自然，所以有“敲门试问野人家”的温馨祥和。但儒家思想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中，所以《记承天寺夜游》中亦离不开被贬谪的苦恼。
安史之乱也使杜甫的人生有了重大的转变，但在离乱中，杜甫不是被朝廷贬谪，而是自动弃官，故与韩愈、刘柳、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又有不同。
被贬谪者因为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改变，生活环境的落差，思想感情比一般人远为复杂，所以在教学这类文章的时候，我以为走近这些文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触摸他们高尚的灵魂是教学的关键。一个民族的精神往往在国家危急存亡之时或个人理想严重遭受挫折之时愈见高扬，前者表现的是大仁，后者表现的是大雅。乱世时，慷慨之士更能振臂高呼，从而实现读书人“平天下”的志向，所以民族的危难反而提供了仁人志士实现理想的机会；治世时，读书人希望能以自身才华“行道于天下”，但理想往往被更高层的私利所扼杀。乱世时，不成功还能成仁；治世时，不成功只能成文人了。所以文天祥的情感世界比滕子京的要单纯得多。在贬谪文学中，若能抓住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抓住理想无法实现时的抑郁，抓住报国无门的委屈，我们就能通过文字沟通古人。
当然即使是同一个朝代，同一个政治事件，不同的人因为自身经历的差异，流露的情感也不一样。我们可以运用对比的手法，既分析他们的共性，又理解他们的个性。在“家国天下”之下，韩愈以其仁厚的品行，将更多人的苦难担在肩上，表现的是一位仁者宽广的胸怀；刘禹锡以其坚强的生命，与恶俗抗争，表现的是一位勇者宁折不弯的意志；柳宗元则以其细腻的情感，触摸被人遗弃的山川草木，表现的一位智者丰富而美丽的智慧。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滕子京“忧愤现于辞色”，委屈不平，范仲淹 “忧以天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欧阳修则与民同乐，豁达自如。抓住忧乐思想进行比较，人物的形象会更清晰。
“慨然有志于天下”的精神是我们民族最突出最完备的精神，贬谪文学是它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教授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它展示的美丽的思想，并努力让学生能认同它，接受它，成为自身血液中的一部分。不能仅仅强调词法句法，肢解它，沦落为文言文语法教学的例子。
《说文解字》云，贬，损也；谪，罚也。指古代官吏因过失或犯罪而被降职或流放。从“庙堂之高”贬往“江湖之远”是中国君王惩罚文人的最主要方式。因为由都城而至荒远穷僻之地，中国贬谪之士除了有一种失志的苦痛之外，还要承受物质生活的贫乏和置身“蛮夷”的精神痛楚。贬谪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凄楚忧伤，和对于生命的执著，对于理想的追求，构成了贬谪文学丰富多样的内涵。文人贬谪而形诸歌吟，自屈原而始，屈原一生被流放两次，但因此而有了著名的《天问》、《离骚》《九章》、《九歌》。那种执着理想信念，绝不改易操守的精神，那种固守赤子之心，眷恋热爱古国的深情，那种维护人格尊严，不惜抗争到底的决心，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代文人，直至唐宋及以后。
从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历代的统治者都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主要思想，所有文人接受的都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教育。所以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文学的很大一部分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而被贬谪则是政治失意的很大部分，贬谪文学也就成了中国文学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唐宋时期，社会基本稳定，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他朝代，文化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学而优则仕”，成为许多读书人的梦想，所以政治家都是由极优秀的文人通过科举制度的考核而产生的，当这些文人在无法实现自己的伟大政治理想时，便将自己的抱负理想、委屈愤懑的情绪、对自然宇宙人事的思考通过高超的文字表达技巧“发诸于外”，于是深刻而美丽的贬谪文学便繁荣了……
初中文言文中，涉及到贬谪的事件主要有四个，一是与柳宗元、刘禹锡有关的唐王叔文发起的“永贞革新”（805年），永贞革新是针对唐代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推行的政治革新，柳宗元和刘禹锡都参加了这个集团，但改革不到半年便失败了，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被贬至人迹稀少的永州任司马，半年后，老母去世；壮年柳宗元贫病十年，死于任上。刘禹锡先贬朗州，后辗转“巴山楚水二十三年”，受尽磨难。被贬以后，两个人的身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政治家转而成为了文学家和哲学家，才有了清冽的《小石潭记》，才有了孤高的《陋室铭》，宽广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高扬的《秋词》。他们是不成功的政治家，但绝对是成功的文学家，而他们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就在于他们政治上的不成功，所以他们是唐代贬谪文学的代表。但两个人在事件中流露的情感不同，所以文风迥异。柳宗元的不屈中有悲苦，《永州八记》寄情山水，流露于外的是凄苦忧郁；刘禹锡不屈中有豪迈和抗争，《陋室铭》更多的是清高和自信。
二是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宪宗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于是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样被贬至蛮夷之地，一样有愤懑忧郁之情，但韩愈却将自己的愁愤放在一边，任刺史八个月，驱除鳄鱼，为民除害；聘请教师，创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使潮州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哀而不伤，韩愈将自己交付了天地百姓，于是他与江河一样不朽。理解了韩愈的这次贬谪，也就理解了他“朝奏夕贬”的悲愤，也就理解了他不遇伯乐的不平。
三是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提出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庆历四年，改革失败。滕子京被贬岳州，范仲淹被贬邓州，欧阳修被贬滁州。一两年后，岳州虽政通人和，但滕子京仍有激愤之色，范仲淹借为岳阳楼作记，劝勉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乐关乎天下。欧阳修在滁州“乐其乐”，于是有名满天下的《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
四是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4个月，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这也成了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致君尧舜”的仕宦人生，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他因贬谪而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于是他逍遥闲适、超然淡泊，所以有“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的清新自然，所以有“敲门试问野人家”的温馨祥和。但儒家思想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中，所以《记承天寺夜游》中亦离不开被贬谪的苦恼。
安史之乱也使杜甫的人生有了重大的转变，但在离乱中，杜甫不是被朝廷贬谪，而是自动弃官，故与韩愈、刘柳、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又有不同。
被贬谪者因为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改变，生活环境的落差，思想感情比一般人远为复杂，所以在教学这类文章的时候，我以为走近这些文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触摸他们高尚的灵魂是教学的关键。一个民族的精神往往在国家危急存亡之时或个人理想严重遭受挫折之时愈见高扬，前者表现的是大仁，后者表现的是大雅。乱世时，慷慨之士更能振臂高呼，从而实现读书人“平天下”的志向，所以民族的危难反而提供了仁人志士实现理想的机会；治世时，读书人希望能以自身才华“行道于天下”，但理想往往被更高层的私利所扼杀。乱世时，不成功还能成仁；治世时，不成功只能成文人了。所以文天祥的情感世界比滕子京的要单纯得多。在贬谪文学中，若能抓住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抓住理想无法实现时的抑郁，抓住报国无门的委屈，我们就能通过文字沟通古人。
当然即使是同一个朝代，同一个政治事件，不同的人因为自身经历的差异，流露的情感也不一样。我们可以运用对比的手法，既分析他们的共性，又理解他们的个性。在“家国天下”之下，韩愈以其仁厚的品行，将更多人的苦难担在肩上，表现的是一位仁者宽广的胸怀；刘禹锡以其坚强的生命，与恶俗抗争，表现的是一位勇者宁折不弯的意志；柳宗元则以其细腻的情感，触摸被人遗弃的山川草木，表现的一位智者丰富而美丽的智慧。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滕子京“忧愤现于辞色”，委屈不平，范仲淹 “忧以天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欧阳修则与民同乐，豁达自如。抓住忧乐思想进行比较，人物的形象会更清晰。
“慨然有志于天下”的精神是我们民族最突出最完备的精神，贬谪文学是它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教授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它展示的美丽的思想，并努力让学生能认同它，接受它，成为自身血液中的一部分。不能仅仅强调词法句法，肢解它，沦落为文言文语法教学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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